从医疗实践出发谈对新医改政策的看法.docVIP

从医疗实践出发谈对新医改政策的看法 ——浅谈医患关系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国的医患关系的局面可谓是日益紧张，历数2012年发生的医患冲突事件：02月12月，柏乡县人民医院三名医生和一位患者被砍伤，耳鼻喉科主任常孟枝罹难；3月23日，震惊全国的哈医大一院血案，一名实习学生死亡、三名医务人员受伤；6月12日，梅州兴宁市慢性病医院精神科主任李小莲、医生李国庆罹难，另一医生被刺重伤；11月13日，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戴姓护士长罹难，另外四名医护人员被砍伤。这只是一年中发生的，被媒体报道过的其中几件“大案”，但出现在深化医改的今天，也另一个侧面也再次映衬出我国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核心目标的新医改已经实施了三年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医患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大量经验性文献表明：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医疗服务的安全优质， 医患之间的良好沟通，处理医疗事故机制的公平有效。 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医疗卫生水平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我们的医学教育（特别是继续教育）还不规范，不同医疗机构和人员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还很大，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还没有到位。我国目前的医疗水平依据医院和地域的水平，实在是参差不齐。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医疗的继续教育的投入缺失是主要问题。这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我国的新医改包括了对基层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硬件和软件（如：人员培训，推广“临床路径”）方面的大量投入，其目的是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基层服务水平，从而使得人们“小病不出社区”。缓解大医院不必要的拥挤，减少医患矛盾发生的几率。 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轮新医改的重点是解决“看病贵” 的问题，而不是提高医疗质量。甚至有些地方由于过分强调控制费用，可能对医疗质量的改善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副作用。例如：在合理补偿机制还没到位的情况下，机械地执行“基本药物制度”可能会束缚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手脚，挫伤他们改善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尽管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已经达到96%，但我们的社保部门在控制费用方面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其对保证病人所获得医疗服务之质量的重视，更谈不上有针对性地扩大投入。 凡此种种，我们的医疗安全性和质量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医闹”都一概视为“无理取闹”。改善医患关系的基石是持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 医院“软件”改革措施缺失 患者群对医疗系统的信任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开始。但即使在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的情况下，也会有病人对医疗服务不满意。 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度在医患沟通方面直接造成了医生主动、病人被动的情况，而角色方面的差异有时会让医生忽略了病人的个人需求。然而，每个病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从中国整个社会背景来看，消费者权益观念被移植进入医患关系领域，影响了我国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患者更加明确了自身消费者的地位，权利意识增强，从被动的接受治疗者变为主动参与医疗服务的消费者。患者通常认为自己缺乏对疾病的相关知识，因此在就诊过程中出于劣势，加之对疾病的烦躁情绪，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缺乏必要的理解，对治疗过程缺乏一定认知，加上患者挂号难、候诊时间久、大医院一床难求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一旦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用或与期待不相符合的治疗效果，便会导致医患双方关系紧张，影响双方的沟通与信任关系的建立。 从医务人员角度来看，我国医务人员不仅承受了过多的工作负担与压力，而且其收入与劳动也没有形成正比。现在很多医疗行业，因为国家对医疗投资不足，医务人员一直在超负荷的运作；以目前二级医院为例，一个医师一般都要管十个左右的患者，多者有二三十个；一般四一个24小时值班，内科下夜班或许还可以补休，而外科多数就没有那么幸运，第二天有手术可能照样要到半夜才能下班。住院总医师就更不用说了，连续值班72-144小时不等。这样的过劳工作，会直接影响到医师的工作效率和情绪，也无形中为医疗的隐患埋下了伏笔。 中国医师协会2010年8月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有70%的医生认为“工作量特别大”，我国大医院医师的工作负荷已呈现“超载”现象。多数医生每天需要接待相当数量的门诊病人，另外伴随夜班、手术、科研等压力，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过长。过度的劳动压力与过短的休息时间使医生身心疲惫，几乎没有时间耐心对患者进行详细的解释与沟通，也容易出现诊断差错，而就诊时间的缩短却使患者感到自身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与重视。 同样在“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中，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而其中选择“很不相符”的比例高达51.00%。医生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强度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有较高收入的群体。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医生的服务价值被大大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