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人才体系与其管理.docVIP

隋唐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人才体系及其管理 王水涣 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大家好，下面我们接着上次讨论隋唐时期多民族国家的人才思想与制度问题。与以前一样，我们的探讨仍然着眼于从较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人才成长与其施展才能的一般环境，故对隋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和其后的五代宋元的相关问题也会有所涉及。 隋、唐两代都是由北方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北朝军事贵族所建立。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取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后，又于公元589年出兵攻灭江南的陈朝，实现南北统一。这是在中国自汉末三国分裂360多年之后首次实现的国家统一。 而隋朝前期任用的不少武将具有游牧民族血统，这我们从他们的姓氏，如独孤、贺若等的姓氏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血统来源。这样使得隋朝的政治军事、高层人才带有很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背景，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了唐朝。根据陈寅恪先生等学者的研究，隋唐两代，包括用人在内的很多制度都采纳了之前南北朝从北魏到北齐的大量的历史陈规，而南朝前半期，从东晋到刘宋和萧奇的制度，也因为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他大规模的汉化时，学习和模仿南朝的制度而留存下来。所以，这一段时期，即南朝前半期的制度对隋唐制度的影响也很大。与此相反的是，虽然隋唐直接继承的是关中地区西魏和北周的政权，但由于这两个政权的制度多数是西晋保存的旧制度被鲜卑六镇贵族胡族改造，再附会一些周礼等古典的名义而成，他们对隋唐制度的影响反而比较次要。 陈先生最后得出一个重要观点，即隋唐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创新制度，都是各民族在交流碰撞中不断学习对方长处而形成的。这一点认识在人才问题与人才政策上同样表现明显。即有利于历史进步发展的识才、用才、用才之道，往往是帝王和选才官员自身结合特定的历史情境总结出来的。 一、唐朝前中期三位帝王选才、用材的历史实践 （一）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用人经验 下面我们以唐朝前中期三位帝王的选才、用才的历史实践来分析这一过程的合理性。唐太宗统治期间，以“贞观之治”而著称于世，这与太宗识别、选拔和重用了一批各有所长的文臣武将人才群体有直接的关系。根据《资治通鉴》卷198的记载：贞观21年（公元147年），这时候唐太宗已经到了晚年，两年以后他就去世了，他总结自己一生用人的成败得失，列举出了五条经验。前面四条分别是，他作为皇帝不嫉妒臣下的能力胜过自己，用人时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见贤者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这个我们后面还要探讨，这个不肖者主要是指皇亲国戚中的不肖者，而不是一般的没有任何背景的不贤的人，也要给这些能力较差的人一条退路，使贤与不肖各得其所。第五条是他未尝惩罚敢于忤逆顶撞自己的正直刚直的大臣。第四条，唐太宗大体上做到了，但前代的一些贤明善于纳谏的君主也有做到的。如汉文帝。 唯有最后一条，即太宗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确实是以往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皇帝所不曾具备的条件。唐太宗提拔了一批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将，并且十分信任他们，以至于出现过契苾何力被薛延陀部以死威逼，要他背叛唐朝，他用刀子割破自己的耳朵，血流满面，仍然不肯背叛，这个故事在新旧唐书中都有记载。所以君主和胡族将领之间的相互至死不渝的信任，也是唐朝初期能和北方强大的突厥能够保持相对和平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太宗本人很熟悉突厥内部的形势，也知道他们各个部族之间的彼此利害冲突和矛盾，所以对于突厥而言，得罪这样一位了解他们内部形势的人而言，对他们是有相当风险的。 这样，唐朝初年形成的重视与周边民族的互动关系，并且能够利用草原民族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来扩张中原王朝自身的势力，这可以称之为“国际化的视野”，使唐朝在对外开拓的武功上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也使唐朝前期的著名人才中涌现出一批富有丰富的边疆战争经验的武将，而其征战范围又遍及大漠东西，这与历史上汉武帝时代的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关键的武将人才能否被重用？他们正确的国防政策能否得到采纳？往往直接关系到整个王朝的兴衰。 通晓边疆军务的军事统帅，成为整个国家人才体系中最关键的部分，直接牵动整个国家的安危，这是唐朝人才现象的一大特色。 唐朝的一些著名将帅，如前期的李靖、李世绩、薛仁贵，中期的王忠嗣、郭子仪、马燧、李晟等，无不对当时的全国局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举一个例子，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它已经积蓄了很长时间的兵马粮草的力量，它之所以不敢迟迟发动战乱，有一个原因唐玄宗所重视的边疆名将王忠嗣还在世，只要王忠嗣在世，安禄山就知道他的叛乱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一定要等待机会或使用阴谋，等王忠嗣突然去世，突然暴死之后，他才有公开宣称背叛王朝，他才有自己叛乱取得成功的把握，这是其中的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那除了以上五条用人经验，唐太宗在用自己的用人实践中，还落实了“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