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示启及源渊学的准标明证事刑美英论.docVIP

论英美刑事证明标准的神学渊源及启示二 　　四、前现代社会英美刑事陪审制所带来的特定“怀疑”问题 　　笔者在研读相关资料时发现，在“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出现的前现代社会，可以把英美刑事法官和陪审团成员分担“怀疑”的情况，视为英美法官的“怀疑”逐渐减少、陪审团成员的“怀疑”逐渐增加的过程。这其中，英美陪审制的出现是主要原因。在英美陪审制出现以前，英美普通法着重解决法官存在的怀疑问题，但是英美陪审制出现以后，原来法官所有的“怀疑”问题逐渐过渡到陪审团。因而，笔者认为可以将“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出现以前的前现代社会，按照“怀疑”在陪审制出现前后的主体承担，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伯尔曼所谓的“西方法律传统生成”的11、 12世纪格利高利七世教皇改革开始到13世纪中期英美刑事陪审制正式出现，这段时期初步形成陪审团成员的“怀疑”问题;第二阶段从13世纪中期开始到15 世纪中期都铎王朝取消刑事陪审员的裁判特权之前，这段时期由于刑事陪审团成员具有“特定判决”的裁判特权，他们在刑事案件中所承担的道德压力有限，同时法官具有的宣布“管辖异议”权力，也让他们能够有效避免“裁判杀戮”带来的道德焦虑;第三阶段从15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下半叶“排除合理怀疑”规则出现以前，这段时期刑事陪审团成员对自身救赎的过分关注，日益成为阻碍刑事陪审顺利进行的障碍，这最终导致了“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出现。以下部分是关于上述论点的展开。 　　西方法律制度在11、 12世纪走向近代化，教会法和世俗法的审判实践也有两条比较清晰的发展线索：即在12世纪下半叶欧陆和英美均废除了“神明裁判”制度，在欧洲大陆出现了法官纠问制，在英美普通法传统中出现了陪审制。这样，法官“裁判杀戮”所具有的潜在罪孽，在欧陆法官纠问制中，部分“转嫁”到证人头上，在英美法陪审制的体系之下，则部分“转嫁”到陪审团成员头上。这个过程，需要回顾英美刑事陪审制度的历史沿起。 　　耶鲁大学斯特灵讲座教授约翰朗在研究欧陆“刑讯逼供”问题时发现，前现代社会的英美陪审制和欧洲大陆的纠问制一样，虽然都是在批判“神判”制度“非理性” 的基础上产生，但是英美的陪审制仍然保留着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判特征”。“那些来自乡间的小人物组成的裁判小组，并不关心判决形成的逻辑过程就做出不太理性而又众口一词的结论，这与中世纪那些教会法学家相比，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法律创新”。{26}他指出，在完成征服诺曼盎格鲁社会之初的安茹王朝(1128年开始)，陪审团成员就是从那些事先就知道案件事实情况的“邻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些“邻人”既作证人也作检举人，因而这种审判方式不会有正式的起诉和正式的判决，开庭前可能已做出起诉和判决的结论。他进而断言，前现代的英美法庭“说比听多，也无正式的证据收集制度，到了十七世纪，这种陪审中证据很少的现象仍然存在”。{27} 　　詹姆斯对于“来自乡间的邻人小组”，描述得更为清楚。诺曼征服以后，安茹王朝的国王，尤其是它的第二任国王亨利二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与教会和封建领主两方面的势力进行长达21年的争斗，其焦点是谁对地方封建领土上的民、刑案件具有审判管辖权。尽管亨利二世在涉及教会财产和传教士犯罪等民、刑案件管辖权争斗问题上失败，但是他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封建领主的势力，削弱了教皇的世俗管辖权限，成功地将不涉及教会财产和传教士犯罪的民、刑案件管辖权收归中央王权。这种带有强烈的“国家主权宣示意义”的审判管辖权，在最初行使过程中由于中央王权力量在地方的薄弱，不得不与地方封建势力和教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和折中，这突出的表现在，审判案件继续沿用地方的习惯法，以此形成独具英美特色的普通法传统。具体到刑事案件，由于这类案件的发动通常需要控诉人和证人，而控诉人和证人由于基督教自古有之的“让基督徒流血意味着流基督的血”的教义，为避免自己受到上帝的惩罚，自然不愿意控诉或者作证。对此，亨利二世的解决办法与欧洲大陆法官纠问被告获取案件信息完全不同，他想出一个“聪明”的点子，让那些已经被定罪要处死的罪犯检举揭发他所知道的犯罪案件，以此作为减轻或免除他们原有罪刑的条件。这些人叫做“检举者”，他们组成“邻人小组”，既作检举者，也作证人，这就是英国普通法时期最早的刑事陪审团。{28}事实证明，这些“检举者”组成的“邻人小组”在刑事审判中很好用，既不用过多改动普通法的相关制度，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地区自中世纪就存在的习惯(这当然包括一些“ 神判”制度的因素)，也解决了刑事审判中没有“证人作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地方封建领土上有效地宣示了中央王权的存在。因而这类既作证人又作检举者的“邻人小组”在12世纪下半期得以迅速发展，到了13世纪中期，“邻人小组”逐渐演变为“裁判小组”，出现了典型意义的英美刑事陪审团。{29} 　　在这种原初形式的英美刑事陪审团中，法官和陪审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