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3－6人类正义的胜利.DOCVIP

PAGE PAGE 1 人类正义的胜利 【案情】 1945年，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德国东南部的纽伦堡组成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审判。 审判中，21名出庭被告全部申辩“无罪”。辩护方主要提出以下辩护意见：（１）根据“法无规定者不罚”原则，不可追溯既往地适用法律。其意思是说，在他们谋划和发动侵略战争时，尚不存在禁止密谋和进行侵略战争的法律规定，因此不能对他们定罪。（２）辩护方还提出“你亦如此”的意见，制造“双方都违法”的结论。（３）还有一些被告以“执行命令”为借口为自己开脱。他们认为，作为军人，他们的义务是服从并服务于他们的国家。他们没有权利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进行善恶判断。因此他们不应对由于执行命令而作出的事情负责。 针对这些辩护，控方一一进行了反驳。针对第一条辩护意见，控方列举了海牙、凡尔赛、洛迦诺等一系列国际条约的具体条文，证明德国对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战争违反国际法，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而侵略战争历来属于刑事犯罪。针对第二条辩护意见，控方指出这是混淆是非，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为与盟国的反法西斯侵略行为混为一谈，是只许侵略不许反侵略的强盗逻辑。针对所谓“执行命令”的借口，控方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服从或者不服从，而是面对明显的谋杀和野蛮的犯罪，人类存在着更高的义务。所以在明知自己的领袖是罪恶的杀人犯的情况下，选择继续追随而不是放弃，理应受到严正的审判。 法院支持了检察官们的起诉，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确定为犯罪的行为面前，真正的考验不是命令的存在，而是道德选择事实上是否可能。基于这种推理，法庭判处这些战犯死刑或有期徒刑。此后，国际法确认了政府或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免除被告责任的理由这一原则。 【问题】 希特勒是在“魏玛宪法”的宪政体制下经民选上台的，他在其后所做的一切大都是在当时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的。我们因此不禁要问：在纳粹德国，法律为什么没有成为正义的象征，反而成为恶行的掩护？ 【参考结论与法理分析】 面对“合法”的暴行，纽伦堡法庭的判决依据之一来自自然法。塞尔兹尼克曾经说过，自然法的主要原则是在于它宣称专断意志在法律上并不是终极的。就任何立法者颁布的法令来说，诉诸更高的正义原则始终是允许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自然法”就是对不正义的法律的一种对抗，如果不接受一种可以超越专横权力之上的自然法，而只是把法律理解为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规则，那么人类将无法避免类似纳粹暴政的再次出现。 （一）正义的回归 在德国，由于缺少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学传统，法律实证主义为专横政府和暴力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自然法否认制定法的绝对权威，用先验的“正义”“公平”“权利”作为评价现行法律的准则，这样的逻辑显然是无法自足的，因为它无法证明为什么自然法就有效力？为什么同自然法冲突的实在法就不是法，这样的法为什么就没有效力？内在逻辑的不足加上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欧美相继建立的事实，宣告了古典自然法摧毁旧制度、建立新秩序的历史使命的终结，西方法学的使命转向了如何更好地理解现存的法律制度，为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作注解。此时，宣扬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因为其严格区分应然法和实在法的方法而获得了实践上的生命力。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强调实在法的最高效力，拒绝对实在法进行道德上的评判。不可否认的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在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进而确立法治在一个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方面，有着其他法学流派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它迎合了人们对社会安定、法律相对稳定与统一以及法律的可预见性的时代要求。但是由于排斥实证法之外任何形式的价值判断，否认存在正义这样的绝对价值，法律实证主义也因此很容易把人们对既有权力的服从和对法律的尊崇混为一谈。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在“法律至上”的外衣下，使纳粹德国成为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专制国家”和“警察国家”；希特勒的“法制”同狂热的军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相结合，诸如种族屠杀之类的恶行反倒显得“自然”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对实证主义法学的反思之中，自然法学获得了复兴，纽伦堡审判正是这种复兴的标志之一。人们对纽伦堡审判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次审判没有必要采用宣布纳粹法律是无效的方式，完全可以公开制定一些溯及既往的法律，作为惩罚战犯的根据。当然，尽管这样做违反了“罪刑法定”这一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律原则，但这是为了避免更大邪恶的无奈替代方式。此外，人们对法庭的有效性、对国际军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以及对法庭强行实施有溯及力的法律以及它只审判战败者的做法，也都提出了异议。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或是缺陷，但是人们对纽伦堡审判的最一般印象依然是：在纽伦堡，胜利的是正义。 （二）正义的内涵 “正义”和自然法并不是同义词。“自然法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们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