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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报告病情太吓人 　　所有医生都会犯可怕的错误，这不是医德问题　　阿图葛文德，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哈佛医学院临床外科副教授，是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他为《纽约客》、Slate杂志撰写的医学专栏集结出版后，获得了美国文化界最高奖“亚瑟奖”。XX年，阿图葛文德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有影响的100位人物。他担任住院医生时的作品已经陆续以《阿图医生第1季》、《阿图医生第2季》之名引入中文版。　　“我当时还是一名外科住院医生，写作也从那时候开始。作为住院医生，我可以从特殊的局内人的位置看待医学，这是很重要的。医学并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而是一个时刻变幻、难以琢磨的知识系统。每天，外科医生都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情况—信息不充分，科学理论含糊不清，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永远不可能完美。即便是最简单的手术，医生也不可能向病人保证手术后一定会比原来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外科手术好像是一种方法，用来探索医学的不确定及其难题。即使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也深深认识到，科学和人类技术是有限的。”葛文德说。　　放大医疗过失引发医患对立　　“公众会认为医疗过失是由于某些医生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这样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而且每个医生都有可能出现过失。”葛文德在写作中披露了大量的医疗“过失”，他说自己并不是想要揭露或者曝光医学中的这些错误。相反，他希望通过这些描述加深普罗大众对于医学复杂性的认识。　　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把一支很大的金属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结果病人的肠子和膀胱都被刺破了；另一位肿瘤外科医生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检查，却　　搞错了地方，使其癌症诊断拖延了数月；还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碰到一个腹部剧痛的病人，他没做电脑断层扫描，就认定病人患有胆结石，18个小时后，扫描结果显示病人腹部动脉瘤破裂，没多久就死了。　　这些国内被“曝光”、“揭露”的似曾相识的案例，同样在美国发生。因为医疗过失，美国的医生们也必须面对医疗官司、媒体曝光、停职处分，甚至被解雇。根据相关统计，美国每年至少有44000个病人死于医疗事故。　　“在医生这个行当中，有一件事毋庸置疑：所有的医生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葛文德说，“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坏医生身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葛文德自己也曾因“过失”让人命悬一线，这个故事被他用“切烂的喉咙”为题，记录在书中。一名34岁的女性酒醉驾车，车速过快而翻覆，抵达急诊时已经昏迷。可能由于呼吸道阻塞，急诊插管数次，没有成功。因值班主治医生在进行另一台手术，需要当时作为住院医生的葛文德进行气管切开术——在此之前，他从未做过气管切开术——尝试数次后，葛文德还是失败了。而病人缺氧若达四分钟，即便不死也会导致脑部永久性损伤。最终，一位经验丰富的麻醉科医生用儿科用气管插管成功，病人后期检查也显示并没有造成脑部永久性损伤，但这事对于葛文德来说，刻骨铭心。　　“病人比飞机更具有独特性，也更复杂。医学也不是生产线，更不是产品目录，它比人类涉足的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复杂。”葛文德试图解释医学中错误发生的频繁，“如果一个体系的正常运作必须依赖完美的表现，那么很多错误会伺机冒出来。”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开处方。这是一个常规程序，记忆力和专注力在其中至关重要—但人类的记忆力却并不可靠。无可避免，医生总会有开错药或者开错剂量的时候。即便处方签写得完全正确，药师拿药的时候也可能看错或者拿错。与此同时，医生工作量普遍过大，或者急诊现场混乱、医疗团队成员沟通不足产生误解，都可能成为医疗体系中潜在错误的发生源。　　“其实医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那些提出医疗诉讼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医疗过失的受害人。而医疗官司最终能否打赢，主要取决于原告病人的状况有多惨，而非这个结果是不是由医疗过失所造成的。”葛文德进一步指出，有关医疗官司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若把过失放大化，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问题，那么医生当然会拒绝公开承认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扭曲的制度会造成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敌对关系。　　葛文德对于“难题”的描绘始终贯穿于他的写作，在一切看似无奈、无解的叙述背后，他始终有一颗试图“成为更好的医生”的心。葛文德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刚刚出版时，他遇上一台手术，为一名40岁的女性切除腹部肿瘤。打开后，葛文德发现肿瘤的个头很大，并且与五脏六腑盘根错节。“我们没法切除那个肿瘤，只好重新缝合。后来我坐下来跟她解释，我们无能为力。谈话结束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看着自己肚子上的缝合切口。那是我造成的切口，却没能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