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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了单方面改动 　　公司换了法人代表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吗　　王某等20人于XX年1月份与沂水县某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期限为XX年1月至XX年1月。XX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效益开始滑坡。XX年1月，单位更换了法人代表后，为实施减员增效，企业通知王某等人合同已到期，要与他们解除劳动关系。王某等人提出，当时签订的合同终止日期是XX年1月，不同意提前解除合同。厂方声称，现在已经更换了负责人，原来订立的合同已由3年改为2年。王某等人不服，以企业不能单方更改合同期限为由，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劳动合同法》第33条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等事项，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劳动法》第17条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庭审中，该企业出示了劳动合同，终止日期已被改为XX年1月。该企业单方修改劳动合同的期限，不具有法律认可的证明力。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是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法定期限。劳动合同任何一方都不得随意修改劳动合同的期限及其他条款，更不能以更换负责人为由单方更改。如要改动，也必须按订立劳动合同的程序操作，办理双方确认手续。企业如果确需减员，要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1条规定：“裁减人员20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20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才可以裁减人员。”仲裁委遂做出裁决，撤销企业解除合同的错误决定，双方继续履行合同。　　内容摘要：关键词: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决议；瑕疵；责任　　内容提要:法律行为理论根据意思表示的数量区分了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和决议，但由于对其过程的忽视，没有注意到合同的合意过程和决议的表决过程与单个意思表示的显著差异，也就更不可能注意到规制这一过程的程序。在责任承担上，单方法律行为似乎并无责任，而合同和决议除了违反其内容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和违决责任外，违反其程序还要承担相应的程序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和违反决议程序的责任。决议被当成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法律行为的理论和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决议。实际上，合同和决议的不同，使以合同为主要材料抽象而出的法律行为理论并不适用于决议。　　关键词: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决议；瑕疵；责任　　私法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构建了法律行为理论，并根据法律行为成立所必需的意思表示的数量，将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决议，这一分类是对法律行为所作的基本分类。[1]但在我国，却鲜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或许是因为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来源于德国，我国学者对法律行为这一提法尚有一定的争议，因此对其缺乏应有的关注。由于我国理论界对意思表示过程的忽视，导致了对法律行为过程的忽视，进而导致了对包含不同数量意思表示的合同和决议的过程的忽视。法律行为理论对过程的忽视进一步导致了对规制这一过程的程序的忽视。本文试图从单方法律行为、合同、决议的形成过程为出发点，结合规制这一过程的程序对其瑕疵和责任进行简要比较分析。　　一、私法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及其缺陷　　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　　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在1804-1849年间出版的八卷书《当代罗马法体系》对法律行为概念作了系统论述，被认为是法律行为理论的集大成者。萨维尼提出法律行为的“意思学说”，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相提并论。[2]这一学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德国民事立法。《德国民法典》采纳了法律行为学说，以立法形式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两概念固定下来，虽然未作定义，但却在总则编第三章第104-105条之间跳跃地混用了这两个概念。梅迪库斯据此认为：“民法典如此跳跃式地混用这两个概念，说明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3]这似乎也可以从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中找到证明，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写道：“就常规言，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为同意之表达方式。”[4]而在我国大陆，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5]甚至有学者直接地提出，“意思表示”已足以统摄私法上一切“根据当事人意志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并且能够充分揭示其中蕴含的私法自治理念。[6]由于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大部分初学者甚至是部分民法学者都把意思表示和法律行为作为同一概念使用。单从概念上理解，法律行为似乎与意思表示并无不同之处，但细细观察，他们却有着些许不同。正如梅迪库斯根据法律行为所包含的意思表示的数量来对法律行为进行分类，不同的法律行为包含不同数量的意思表示，这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