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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商水扶蘇城出土的陶文 （首發） 劉秋瑞 安徽大學中文系 關鍵詞：陶印國別 官印 摘要：河南商水縣戰國城址採集到一枚陶印，諸家對其文字隸定和國別存在分歧，筆者認為這是一枚三晉官璽，隸定為“夫疋司工”。 1983年第9期的《考古》上刊載了商水縣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河南商水縣戰國城址調查記》，文中公佈了位於商水縣城西南18公里（俗稱扶蘇故城）的戰國城址內城東南角表層採集到的“扶蘇司工”陶器殘底（圖一），并附有摹本。且說明：“在陶器片上有戳印大篆“夫司工”四例。這四個字承李學勤先生辨識。前二字合文，下有合文號，‘司工’二字豎排左邊。李學勤先生說，陶文“夫”即“扶”，“疋”即“胥”，古代胥蘇通用，故為“扶蘇”二字，地名。“司工”即“司空”，古代官職名。” 商水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河南商水縣戰國城址調查記》, 《考古》1983年第9期 商水縣文物管理委員會: 《河南商水縣戰國城址調查記》, 《考古》1983年第9期 圖一 稍後，《中原文物》1988年1期刊出了黃盛璋先生的《商水扶蘇城出土陶文及其相關問題》，黃先生認為：“《調查記》釋文與所作考訂是有問題的，有必要提出討論和研究。”并詳細指出： 這個戳印第一字乃是“邑”（）字，不是“疋”字，其下位合文符“=”，不是從“口”，摹本作“二”不作“口”是對的，但其上“邑”字摹寫不正確，乃是受“疋”即“胥”通“蘇”的影響所致，因而摹為“疋”字之形，其實金文的“疋”字從無此作。第二字確是“夫”字，但此二字及其下加合文符雖為戰國字體，但國別確不屬秦。首先“夫”字不是秦文字體系，與小篆“夫”字寫法不同；其次，“司工”為戰國職官，也不屬秦，秦皆作“司空”，云夢秦簡“司空”多見，並有“司空律”，無作“司工”，漢也如此。而扶蘇為秦始皇太子，已在秦統一后，所以此城原名不可能為秦之扶蘇，而陶印戳既不能屬秦，更非“扶蘇司工”，此印定城名扶蘇是不確的。黃盛璋： 黃盛璋：《商水扶蘇城出土陶文及其相關問題》，《中原文物》1988年1期，82頁 黃文根據戰國各系的文字風格，書寫習慣，及陶文所出地望，判斷此印為楚官印，當讀為“夫邑司工”。 何琳儀先生的《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在楚系文字這一章節中提到：“1983年，河南商水出土陶文“夫疋（胥）司工”（《考古》1983.9.848），是戰國晚期楚器。‘夫胥’李學勤讀‘扶蘇’，地名。今河南商水有扶蘇故城。”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157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此方後又收入王恩田先生主編的《陶文圖錄》5·108·1，雖未明確注明其國屬，但歸入第五卷“三晉與兩周 附楚”中。並隸定為：邞司工王恩田 王恩田：《陶文圖錄》（四）1840頁，齊魯書社， 2006年6月 分析上述觀點，關於此方陶文的隸定及國別問題仍存在爭議，筆者不揣孤陋，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釋文 細審原拓，首字釋“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黃盛璋和王恩田先生都認為是“邑”，概誤將陶文殘泐痕當做筆劃。拓片經處理后，筆勢走向十分明顯（圖二）。 圖二 且戰國文字中“疋”不乏此種寫法： 　　　　　　　　　　　　　　　 　　　十年洱陽令戈?孫敬明蘇兆慶：《十年洱陽令戈考》《文物》 孫敬明蘇兆慶：《十年洱陽令戈考》《文物》1990年第7?期 湯余惠主編，賴丙偉副主編，徐在國、吳良寶編纂：《戰國文字編》，12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原發掘報告誤將首字下的“=”號隸定為口，也是不准確的。王恩田先生將之隸定為“邞司工”，且不論右旁是“邑”或者“疋”，遍查目前出現的可以確認的“邞”字，其組成結構為“左邑右夫”，如下： 《古璽匯編》2064《古璽匯編》2068《古璽匯編》2066 故此字隸定為“邞”亦不甚恰當。因此，對陶文的隸定，仍應從李學勤先生的考釋，定為“夫疋司工”。 二，國別 此陶印出土于楚國疆域之內的商水，而且墓西曾出土過楚國蟻鼻錢一罐，很容易使人認為它是楚國官印。但從陶文的字體和相關官制來看，並非如此。下面將此方陶文與楚國文字有關的列為一表： 夫商水縣出土陶文 《包山楚簡》142 《郭店楚簡·六德》34 疋商水縣出土陶文 包山楚簡64 《曾侯乙墓楚簡》175 從上表的比較可以看出，商水縣出土陶片上的文字與楚國文字的寫法無論在書寫習慣還是筆劃走勢都不相同。但卻與下表所列字形（晉系文字）相似： 夫商水縣出土陶文 《陶文圖錄》5·70·2（河南新鄭） 《集成》2608 十一年庫嗇夫鼎 疋商水縣出土陶文 十年洱陽令戈 《三晉貨幣》 從以上對商水縣出土陶片上的文字的比較分析，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夫疋（胥）司工”陶印是三晉之物而非楚國官印。 黃盛璋先生還提到：“‘司工’下無合文符，斷不屬於三晉”，其實三晉官印中，也有“司工”不加合文符號之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