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杜尔伯特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研究——以布和岗子村为例.docxVIP

　　当代杜尔伯特蒙古族牧业生产习俗研究——以布和岗子村为例 　　赵月梅 　　摘要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以牧业为主的生存方式。 　　随着政策、生态环境、人口结构、观念意识等诸多因素的转变，与蒙古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牧业经济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文章以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布和岗子村为个案，在深入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该村生态环境的变迁、牧具的使用以及牲畜饲养习俗进行了梳理分析。 　　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地方经济政策的引导，不仅带来了牲畜草料、饮用水、棚圈的革新，也促使畜群结构单一化的形成，从而带来了牲畜饲养习俗的变迁。 　　即形成了以定牧、圈养，畜群结构单一化和畜产品商品化为突出特点的新型牧业生产习俗。 　　关键词当代；牧业生产习俗；杜尔伯特；布和岗子村 　　中图分类号95012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4-4922201205-0144-07 　　13世纪以后，游牧成为蒙古族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其中一部分人口逐水草而居，先后来到松嫩平原，牧养牛、马、羊、骆驼等牲畜，这一地区的蒙古人被称为杜尔伯特部。 　　明末时期，杜尔伯特部经过封地析产后，游牧经济逐渐稳定，畜群的组群也相对合理。 　　畜群的数量由过去的以‘套海’弯子、‘浩特格尔’沟、洼为计算单位，向苏鲁克群计算单位过渡。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分群放牧和分工牧养的情况，杜尔伯特人开始遵循季节的变化来转场放牧。 　　蒙旗地开放后，杜尔伯特地区的大部分草原被辟为农田，蒙古族只保留小部分生计地用来牧养牲畜。 　　清朝时期，按照朝廷规定，旗内的蒙古人只许在本旗的牧地内放牧，不准逾越旗界，违者惩处。 　　清朝末年间，杜尔伯特地区由于牧场越来越少，牧业经济开始走向衰退。 　　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牧场被持续开垦，畜牧业也因此未能得到发展。 　　建国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杜尔伯特地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其发展道路仍曲折而缓慢。 　　有关杜尔伯特地区当代牧业生产习俗状况，笔者将结合布和岗子村以下简称布村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探讨。 　　一、一个蒙古族牧业村落 　　蒙地的开垦，带来了蒙古族传统社会的巨大变革。 　　特别是清中期以后，移民政策的实施导致汉人大量涌人草原，给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 　　这一时期，靠近农业、半农业地区的蒙古族开始向定居、半定居过渡，出现了以蒙古族村民为核心的农业村落、半农半牧村落和牧业村落。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定居政策的进一步引导下，大多数蒙古族已经过上了有固定居所，在院中打井取水，给牲畜搭建圈棚的定居生活。 　　本论文中的牧业村落，指与上述蒙古族定居历史相吻合的，并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手段的蒙古族村落，定居生活模式的形成和定牧、圈养生产方式的确立是其最突出的两个特点。 　　布村位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北部的克尔台乡，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扎朗格村。 　　是以蒙古族为主，蒙、汉、满杂居的蒙古族牧业村落。 　　布村，全称为布和岗子村，是蒙古语宝格的汉语音译，即鹿的意思。 　　清代杜尔伯特蒙古人在有鹿出没的地方建屯，因此出现了以‘宝格’为村子命名的习俗。 　　当时布和岗子村属阿尔本讷根努图克汉译为第十一努图克。 　　虽然杜尔伯特地区的经济开发并不是很晚，但却很难从典籍或地方志中查阅到有关布村较为翔实的历史记载。 　　据布村长者回忆，包氏蒙古族是该村的第一户，以养马、牧羊为业。 　　包氏早已过世，其第四代子孙与笔者年龄相仿，由此可见该村的历史至少有100年之久。 　　除包氏以外，王氏和白氏也是较早迁入布村的蒙古族家庭。 　　白氏蒙古族一家最早是包氏的佣人，而王氏汉族迁入布村后不久，在经济能力上基本与包氏相当，成了布村的第二大牧户。 　　这一时期，布村已经成为艾寅勒，即村屯。 　　随着包氏和王氏在当地影响的加大，远近村屯的蒙汉牧户开始逐渐迁入布村。 　　至2011年8月，布村共有64户、234人。 　　其中，蒙古族53户、汉族8户、满族3户。 　　由于蒙古族人口已经超过该村总人口的85，所以在当地被称为蒙古村。 　　其中，牧户在40户以上，产奶旺奶期的牧户可达45户左右。 　　从日常的衣食住行来看，布村与周边的汉族村落并无明显差异，但从生计手段来看，却是以牧业生产为主的蒙古族牧业村落。 　　二、布村牧业生产习俗的日常呈现 　　牧业生产习俗是指在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人们从事牧业劳动时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产文化，它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生产资料和人的饲养行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生态环境对牧业生产习俗的影响。 　　1牲畜草料的演变。 　　岗间平地和江滩盐碱地是布村主要的土地类型。 　　村落四周的天然牧场更是牧养牲畜的优良场所。 　　建村初期，村民从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