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课件 第四十三章.pptVIP

第四十三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论争与创作思潮 第一节 文学理论与文艺论争 一、人文精神讨论与新国学 人文精神讨论始于1993年王蒙发表在《读书》杂志第1期的《躲避崇高》一文。该文肯定了王朔刻意颠覆“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的精神，认为王朔“亵渎神圣”，“首先是因为生活亵渎了神圣”。 同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提出了人文精神在当代正面临危机的命题。1994年，《读书》、《东方》、《中华读书报》、《现代与传统》等多家报纸杂志参与到这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重要的文学景观。 回目录 讨论主要围绕着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失落的，如何重建人文精神，以及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等一系列问题展开。 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三个热点话题，即“崇高”与“躲避崇高”，“宽容”与“不宽容”，以及关于“清洁的精神”的论辩。 “崇高”与“躲避崇高”之争源于王蒙的《躲避崇高》。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是影响较大的一篇反驳文章。这场论争又被形象地称为“二王之争”。 “清洁”和“宽容”的首引发者是被人们称为“二张现象”的张承志和张炜。 张承志首先连续发表了《以笔为旗》和《清洁的精神》两篇文化随感。 与此同时，张炜也在一封公开发表的书信中提出了“拒绝宽容”的口号，对此表示声援的有费振钟的《被涂改了的宽容》、王彬彬的《宽容与批判》等。 持批评意见的则有王蒙和张颐武等。 “人文精神”大讨论在1996年渐渐平息下去。但余波却延续到21世纪。 这次“人文精神”大讨论既标志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也是知识分子的一次“自省”行为，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检讨与救赎。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得知识分子在与时代的龃龉中更加明确了自身的姿态与价值担当。 人文精神的讨论，对知识分子思想资源的清理，同时也触动了部分学者对传统国学的关注热情。 1992年，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大型学术年刊《国学研究》创刊，是“国学热”兴起的标志。 近年来，试图打破“国学”研究旧格局的学术动向日益明显。但其讨论范畴仍基本限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研究，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国学”或“新国学”大抵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 王富仁连续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3期的长达10万字的《“新国学”论纲》提出了全新的“新国学”概念，它标志着新国学的学术探索迈上了新的理论平台。 文章力图打破新旧、古今、中外等简单对立的二元思维，在现代兼容意识的平台上确立多元融合的文化观，提出对现实学术文化进行大规模整合的设想。 二、后现代主义的传播 如果我们把现代主义再度进入中国的时间粗略地定在1978—1979年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在稍后的一年左右进入了中国。 一批思想敏锐、有着独特鉴赏力的学者或批评家翻译著述，逐步把后现代主义文学介绍给了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在这方面比较多产并有影响的学者有袁可嘉、王宁、王逢振、赵一凡、盛宁、陈晓明、王岳川、乐黛云、许汝祉等。 此外，三位西方学者亲自来华讲学，对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分别是：伊哈布·哈桑、 弗雷克里克·杰姆逊， 杜威·佛克马。 三、女性主义与用身体写作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年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标志。 “回到女性自身”、“女性叙事”以及女性“语言的自觉”成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的基本特征。 陈染、林白、海男等新崛起的女性作家有着较强的理论与意识自觉，显现出来自西方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强烈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女性文学出现一种更前卫的现象，即在“时尚女性文学”、“都市另类”、“新新人类”等名目下的女性写作和阅读效应，被戏称为“美女作家”现象。这些作家主要指卫慧、棉棉、周洁茹等， 如果说陈染、林白等人的小说是思考中的女性叙事，那么棉棉、卫慧等人则是欲望中的女性叙事。 四、消费时代与传媒时代的文学现象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市场经济取得体制上的合法性。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则使经济资本“话语霸权”的力量日益强大，消费主义时代悄然而至。同时，以网络为代表的电子传媒的兴盛，预示着新传媒时代的到来。 作家和文学刊物、出版社等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进入市场。市场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是消费文化。文学的娱乐功能和消闲功能愈来愈受到重视。 “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成为21世纪初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2004年6月，《文学评论》编辑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在四川成都联合召开了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 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