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过水的治理及机制研究基于重庆河村的形态调查.docVIP

田间过水的治理及机制研究——基于重庆河村的形态调查 【摘 要】在对河村传统时期田间过水秩序的调查中发现，地位 平等且相互依赖的农户通过协商的方式能够实现有序灌溉。河村过水 的基本原则产生于自然规律以及水稻的种植经验，对所有村民均具有 较强的约束力，而在过水的实践中这些基本原则乂具有可协商性，通 过协商这一方式又使过水秩序更具弹性。在农民的生产生活层面，协 商性秩序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国家权力“退出”乡村社会的背景下， 协商性秩序的意义更加凸显。基于历史的延续性，河村田间过水秩序 的研究可以为探索乡村治理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指引。 【关键词】协商性秩序；过水秩序；平等性；依赖性 水利灌溉是农业的命脉。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补齐 农村农业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其中特别提到要持续加强 以水利灌溉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在我国当前的乡村治理体 系中，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主要依靠政府组织，而水利灌溉设施的 管理及使用则由村民自治。那么，在国家权力较少介入的情况下， 农民可否通过自我组织实现有序灌溉，有何治理之道?本文通过个 案研究，探索农民如何自我达成有效的灌溉秩序，并尝试对当前乡 村治理提供有益的思路与指引。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在农业社会，水是最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因灌溉而展开的各种 水利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斯韦 伯在《普通经济史》中指出，“在埃及、西亚、印度和中国的文化 发展中，灌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构建并维护有效的 灌溉秩序，始终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乡土社会，水 利灌溉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治水，主要指江、河、湖泊 以及大型水利工程的治理；二是民间治水，主要指沟、渠以及田间 水的治理。 国家治水秩序的相关研究认为，治水秩序是官方主导的强制性 秩序，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维护，治水为政府行为。传统时期, 国家治水的职能主要由水政衙门和各级政府承担，治水的主要内容 包括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维护、水权分配原则的确定、灌溉纠纷 的调解与裁决等，“作为水资源的所有者，国家政权在用水过程中 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灌溉的需求导致官僚制 度的出现，在治水活动中，统治阶级随之产生。卡尔马克思在论述 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指出，人工灌溉在亚洲地区是“农业的笫一个条 件”，治水主要依靠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 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卡尔魏特夫提出了 “治水国家”的概 念，并将中国划入治水地区，他认为水利灌溉需要一体化的协作， 需要强有力的管理和控制，专制主义由此产生。 国家治水为政府行为，农民较少参与，在乡土社会中，民间治 水事务与农民的生产生活联系更为紧密。民间治水秩序的研究认 为，治水秩序是由农民自治达成的强制性秩序，治水为农民自我管 理的行为，依靠村庄内生的社会权威维系，治水的主要内容包括小 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及维护、沟渠水源的分配、灌溉顺序的确定以及 灌溉纠纷的调解等。已有的关于民间治水秩序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三 类。 第一，由宗族维持的治水秩序，即由宗族组织提供并维护水利 灌溉秩序。该类研究认为，在宗族社会，宗族组织凭借族产兴修小 型水利工程，并借助宗族的组织体系维护灌溉秩序，宗族长老在民 间治水秩序中具有权威地位。弗里德曼认为，在我国华南地区，“宗 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水利灌溉是促进宗族联合的重要因 素之一，水利灌溉的秩序由宗族组织维护。郑振满在对明清福建沿 海农田水利制度的研究中指出，明中叶前后，“官办”水利所采用 的“派役”方式难以为继，逐渐被“民办”水利取代。在“民办” 水利中，族规乡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族内部的农山水利 制度，一旦形成族规和乡约，遂具有法律的效力”。 第二，由绅士维持的治水秩序，即由绅士、乡贤等乡土社会的 内生权威管理水利灌溉事务。该类研究认为，乡土社会是“无官员 的自治地区”，公共事务主要依靠绅士、乡贤等社会权威，绅士凭 借声望成为民间水利灌溉事务的组织者、管理者与仲裁者。张仲礼 认为，士绅在“开河筑堤和兴修水利等公共工程中，活动极为频 繁”，并凭借自身影响力管理基层水利事务。 萧正洪在对关中地区农HI灌溉中水权问题的研究中指出，民间 的水权管理“是由渠长、斗长和水夫等组成的乡村组织体系所进行 的自我管理”，渠长、斗长等人负责沟渠修建、水权分配以及用水 纠纷调解等事务。张喜军、王焕炎的研究指出，公共权威在灌溉事 务中通过确认和维护地方习惯法的方式来维持用水秩序，“在传统 乡村水利管理体系中，民间的灌溉都是按照渠册和渠例的 规定进行的”，渠册明确规定哪些农户享有用水资格、每户分得多 少水以及用水的先后次序等，维护“渠册”“渠例”这类乡规民约 是公共权威的职责。石峰在对关中“水利社会”的人类学考察中发 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