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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读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行省是元朝统治时期广泛设立于全国的地方大行政区，在 中国 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省”的本意为宫禁，引伸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的简称。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1]。明朝废宰相，中央已无称“省”的官府。地方的行省一称虽亦废止，但代之而设的布政使司在习惯上仍被俗称为行省乃至“省”。于是“省”的含义遂由宫禁、中枢转变为地方行政机构， 影响 直至今日，而元朝行省正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从制度层面而言，元朝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此前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体制明显有异。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及百年，行省制度在其中所起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近期出版的李治安《行省制度 研究 》一书，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元朝行省制度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将元朝行省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李治安教授是 目前 国内蒙元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中年学者之一。早在由杨志玖先生指导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一书中，他就通过分封制度的视角对元朝 政治 体制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考察，已触及行省制度的一些具体 内容 ，为这一题目的正面研究进行了初步准备。后来又合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主编并主撰《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更进一步为研究元朝行省打下了宏观考察的基础。因此《行省制度研究》一书，其正式撰写虽仅历时四年，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却体现了作者十余年学术积累的心得，是一部内容厚重细密的力作。全书近50万字，分为三编。上编“行省制度”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包括十章，首先论述了元朝行省制度的起源与定型过程，继而叙述行省机构组织及其运作情况，然后具体讨论行省在财政、军事、行政、司法等方面的各项具体职权，以及行省官员的任用、迁调、人员构成情况，在此基础上 总结 了行省与朝廷的关系，并附带述及行省制度的派生物——大监察区行御史台。中编“关于若干行省的考察”，分三章，选取了三个重要行省河南、湖广、江西行省进行个案考察，具体 分析 了它们的设置沿革和职掌特征。其余行省，或是学术界已有专门研究，或是史料缺乏难以深入稽考，故未一一罗列。下编“行省制下宣慰使司和路府州县的统治”分四章，逐级考察行省属下自宣慰使司至县的多层次地方行政机构，对元朝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所论已不限于行省本身。最后是全书结语，概括元朝行省制度的主要特点和 历史 作用，指出元朝行省具有两重性质，其职能主要是为中央收权，同时兼替地方分留权力，自身的权限则具有“大而不专”的特征，成为中国古代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一种较高级演化形态，对明清地方行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史料翔实，持论谨慎，言必有据，很多地方填补了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论点建立在充分、细密的具体研究基础之上，因此具有很强说服力，绝非无根空谈。比较而言，我认为其中的两处观点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其一，是元朝行省同时具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官府的两重性质。其二，是元朝行省虽然具备汉族官制的表象，但本质上仍是蒙汉二元混合的制度。这可能也是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　　我们知道，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有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略：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行省制度研究》对这一 问题 有准确的概括。在上编第一章“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末尾，以及结语第一节“行省的两重性质和代表中央分驭各地的使命”文中，作者一再指出：“行省演化为地方最高官府，只是言其性质的基本方面”；“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长期保留着朝廷派出机构的某些原有性质，……并非纯粹的地方官府”。[2]在阐释这一“两重性质”时，作者主要是从元人有关行省“分天下之治”、“分镇方面”、充“方面之寄”之类说法立论。我认为还可从另外的角度进行补充。在元朝，行省实质上是中书省的下属，要接受后者的节制和领导，但从统领路府州县的角度以及官名、品秩等侧面来看，行省与中书省又具有某种“平等”关系。就全国范围而言，行省的设置并未覆盖全部路府州县，离首都大都较近的山东、山西、河北地区称为“腹里”，仍由中书省直辖。换句话说，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