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北京外国语大学.DOC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 （1949－2009） 何明星 引言 把自己的母语——汉语大量翻译成外语，这是世界语言史上的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事业从作为国家政治外交、对外宣传以及塑造新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到成为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外文化经贸沟通的桥梁，步入专业化和产业化融合的多样化发展阶段。本报告作为首部反映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历史轨迹和发展现状的行业报告，将系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翻译出版60年的历史轨迹和发展现状，从而为科学组织和规划中国文化对外译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第一节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60年的基本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翻译的60年历史，以1979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历史时期，即1949——1979年的前三十年和1980——2009年的后三十年，在这两个30年间，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60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必然深刻影响中国对外翻译事业的发展进程。在指导思想上，对外文化翻译在前三十年间基本上以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对外宣传的需要为主，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后三十年则是在兼顾国家对外宣传的同时，步入专业化和产业化融合的多样化发展阶段。 从组织形态上，前三十年里，翻译作为一种技能人才，服务于外交部门、对外宣传部门和图书、报刊等出版发行的机关事业单位，纳入到国家政府序列之中，以高度统一、计划和国家背景的财力支持，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文献，其中包含毛泽东著作等一大批政治理论图书是这一历史阶段的主体，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译介则作为一种辅助。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暂时选择。而后三十年的文化对外翻译，则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全面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发展道路，逐渐褪去文化政治时代特征，对外文化翻译恢复文化中介与沟通桥梁的功能，并迅速走上专业化、产业化的发展轨道。截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带动下，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等国家主导的对外重大项目为牵引，中国对外翻译事业初步形成了以外文局、中央编译局、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对外部、中国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等一批国家级对外传播机构的专业队伍为主，同时又有上海、广东、深圳、云南、广西等一些地方对外传播报刊，连同翻译服务公司、专兼职翻译从业者的庞大阵容，中国文化对外译介迎来了一个多声部的大合唱的历史新时期。 鉴于1949至2009年的六十年间，中国对外翻译前后三十年的历史特征，因此本报告以1979年为界，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就对外翻译出版的图书品种、翻译的语种以及出现的历史时间等方面进行阐述。 第二节 报告统计的数据标准以及主要内容 纳入本报告所统计的数据依据，是以中国的出版机构在1949——2009年的60年间，已经出版的各种外文图书书目为依据，其来源为《全国总书目》。《全国总书目》是国内唯一的年鉴性编年总目，自1949年以来逐年编纂，收录全国当年出版的各类图书，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中断，数据专业，准确可靠，是中国文化发展每一个脚步的真实记录。中国对外翻译语种数量、年度翻译出版图书数量、60年间某个语种的突然增多与减少乃至中断，都在《全国总目》的“外国文字图书目录”得到体现。依据这样一份数据进行中国对外翻译六十年的数理，保证了数据来源的准确性。 本报告所统计的对外译介内容，即报告提到的中国文化概念，其涵盖范围要比通常意义的广，即大体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所涵盖的领域。依据中国图书分类法，除了农业科学、生物科学、数理科学和化学、环境科学和安全科学、交通运输、语言文字、政治法律、医药卫生等八类内容之外的所有对外翻译出版的图书，都纳入到本报告的统计范围。 但有四个内容分类需要特别说明：一是政治法律类，在前30年里对外译介的全部政治、法律类图书均纳入统计范围，因为在前30年间对外发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国际声明、公告等政治法律文献，都具有一定对外说明、解释和宣传性质。而在1980——2009年的数据里，则仅收录由党和国家颁布的一些重大政治文献。一些属于专业行业领域、科技领域、军事领域的专业法律法规的外文图书，则不纳入统计范围之内。 第二个值得说明的内容分类是医药、卫生。本报告特别将中医药类相关图书纳入统计范围之内，这样做的依据不仅仅是因为中医完整地保存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而且此类图书还曾经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在前三十年里特别向西方世界给予大力介绍。因此在前后三十年的对外译介数据统计中，均把中医药类图书纳入统计范围。而相关西医类图书则不纳入统计。 第三个值得说明的内容分类是语言、文字类。按照文化的概念，中国文化对外翻译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