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docxVIP

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反映当时 政治 文化面貌的丰富 内容 。作为 法律 文书，其中有关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方式，也许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盗律》，可以看到关于惩治受贿和行贿行为的文字：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 六○整理小组释文：“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又有注释：“赇，《说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注：‘枉法者，违法也。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赇’。受赇即受贿。”“行赇，行贿。”据《汉书·刑法志》，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就当时刑制发表意见，奏言中说：“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其建议得到汉文帝认可。其中所谓“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值得注意。颜师古注：“止，足也。当斩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从弃市也。杀人先自告，谓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赇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杀人害重，受赇盗物，赃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论名而又犯笞，亦皆弃市也。”是官吏“受赇”的严重危害受到重视。《汉书·刑法志》篇末又有这样的评论：“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于是形成“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的局面。论者又写道：“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刪定律令，籑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总述犯罪行为时，一说“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一说“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所谓“吏为奸臧”，“吏受赇枉法”，都反映官员为取得不法收入而损害政治秩序的犯罪行为相当普遍。[1]以《汉书》的记录为例，据《景帝纪》，汉景帝元年秋七月诏指示官吏受所监临财物事惩罚过轻。[2]中元五年九月诏批评当时“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后元二年夏四月诏也斥责：“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正式政治文告中的这些內容，都说明吏治腐败造成的 社会 危害。《汉书·薛宣传》说到一则官员“受赇”的具体的实例：薛宣任左冯翊，“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及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独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再宿，狱掾实不知。掾惭恐自杀。”薛宣得知之后，移书池阳说：“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赇，而立不知，杀身以自明。立诚廉士，甚可闵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府掾史素与立相知者，皆予送葬。”事在汉成帝时，可知汉初以来惩治官员“受赇”的法律确有一定的威慑力，于是有王立“惭恐自杀”情形发生。其实，与王立事迹类似的“其妻独受系者钱”，“家私受赇”而当事人“不知”的现象，历代可能都存在。当然，当事人是否确实“不知”，也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如王立这样“杀身以自明”者，可以看作 历史 特例。实际上，就整个西汉时期而言，行贿和受贿在政治生活中始终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汉书·公孙贺传》载汉武帝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指责丞相公孙贺罪状，有“货赂上流”语。[3]《杨敞传》关于汉宣帝时政风，也说到“货赂流行”情形。《货殖传》写道：“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揭露行贿方式在 经济 与政治相交叉的社会活动中尤为盛行。王莽 时代 俸禄制度败坏，官员收受贿赂更为公开化。《食货志下》：“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王莽传中》也说：“吏终不得祿，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又写道，巡行地方的官吏，“皆便为奸于外，挠乱州郡，货赂为市，侵渔百姓。”在这种制度下，把握政治权力的豪贵们收受贿赂的数量十分惊人，正如《元后传》所说，“赂遗珍宝，四面而至”，“赂遗以千万数”。二官员获取非法收入的又一重要途径，是直接的贪污盗窃。其中包括上文所谓“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二年律令》中的《盗律》，有关于惩治这种行为的律文：盗臧直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耐为隶臣妾不 五五盈百一十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 五六谋遣人盗若教人可盗所人即以其言□□□□□及智人盗与分皆与盗同法五七谋偕盗而各有取也并直其臧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