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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新文学通史》新书座谈会纪要 　　近年来,围绕着“现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文学史”、“汉语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等问题,学界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XX年,澳门大学中文系和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联合召开第一次汉语新文学会议,“汉语新文学”概念由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首倡,又在澳门大学开展了“汉语新文学”大讲堂系列活动。之后,“汉语新文学”及其相应学术概念,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和重视,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文章。经过充分讨论和精心构建,朱寿桐教授组织编写了《汉语新文学通史》一书。　　在澳门大学中文系举行“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适逢《汉语新文学通史》一书新鲜出炉。4月20日上午,新书出版座谈会在澳门大学何贤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著名汉学家、斯洛伐克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高利克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两位前任会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汕头大学教授王富仁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前任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修己先生,重庆市文联副主席、西南大学资深教授吕进先生,日本九洲大学言语文化学院前院长、熊本学园大学教授岩佐昌暲先生,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宰雨、林春城教授,内地著名学者王嘉良教授,以及本澳著名学者汪应果、施议对教授等,来自两岸四地以及美国、斯洛伐克、日本、韩国等国家的60余位学者专家出席座谈会。对《汉语新文学通史》一书的编撰及其学术意义进行了深入讨论。　　讨论主要围绕“汉语新文学史”这一概念以及《汉语新文学通史》的学术框架和意义进行。与会专家学者对《汉语新文学通史》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其超越通常以历史时段和政治阶段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而是深入到汉语新文学发展的内部,根据文学自身发展的节律,进行自然的历史阶段性处理的学术框架和用“汉语新文学”概念成功综合了“现当代文学”,“澳港台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全部内容的创举,表示赞赏。　　一、里程碑式的著作　　黄维梁教授经过比对最近几十年出版的文学史,指出: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版的,对鲁迅最为崇拜,以致过了头;八十年代之后,学者较能实事求是,例如黄修己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汉语新文学通史》包括大陆、台湾、香港等中华地区的汉语新文学,也包括海外华文文学,是文学史编写中的一块厚重的里程碑。　　骆寒超教授也认为《汉语新文学通史》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动作,是汉语新文学史的一座里程碑。尤其是本书的框架,最值得赞赏。从时间到空间,两个维度的设计足见魄力与匠心,体现了文学演变的自身规律。特别肯定了本书在空间维度上的包容性。从东南亚地区,一直拓展到欧洲,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都包含在里边。这对漂泊在异国土地上的华裔作家,是巨大的安慰。因为,据骆寒超教授所了解,华裔作家,包括像哈金这样的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没有被收集在本地的文学史当中。因此,我们有责任考虑到海外华文文学,而且这样的工作还要继续发展。　　宋剑华教授认为,本书走出了现代文学史编写的两个困境:西化说和断裂说。汉语的概念,不是言语和语言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中国的核心不是地域而是文化,汉语比华语更符合中国的特征。同时指出本书在体例上有创新。他同意黄修己先生说文学史写作是个性化的写作的观点。认为这部书充满了激情和智慧,体现了主编的个性。尤其赞赏“红太阳文学”概念的提出。认为既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就应该提出来,没有必要回避。这是对历史的尊重。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先生也赞成文化共同体这样的说法。　　王富仁教授指出“汉语新文学”是十分重要的,体现了当今世界汉语文学发展的根本趋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但是认为“汉语”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涉及到复杂的“言语”和“语言”的区别,对其是否具备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能力和是否具备完全代替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这些学科分类的方式表示怀疑。　　李周聚教授认为,在建构汉语维度新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上,《汉语新文学通史》克服了三个不足。首先,淡化了意识形态倾向。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只能叫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因为没有包括澳、港、台。贯彻了一种政治理念,背离了另一个政治理念。九十年代之后开始收录澳、港、台作品,但是只是其中的点缀。另外,之前的文学史,只有汉族文学史,没有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没有海外华文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无法解决海外华文文学的归属问题。用汉语介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弥合文学史分期的裂隙。1919与1949,都是特殊的物理时间,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当代文学六十年,和政治密切相关。后来有人提出二十世纪文学史,但实际上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文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提法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汉语新文学史”可以解决分期的问题,新文学大致的起点可以确定,至于终点,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