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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圣经》语言面纱下的宗教性与文学性 　　在奥特和罗森堡一类文学研究者看来，圣经是神学、史学和文学的统一体，事实上，其神学观念和史学内容皆须借助于语言手段或文学技巧才能表达。“圣经的宗教视野正是由于透过散文体小说的各种最精巧的手法来传达，才增加了深度和微妙程度。”针对一种认为古代叙事质量低劣、漏洞百出的说法，奥特转述托多罗夫之言反驳道：“你无论研究哪一部古代叙事，总是读得越仔细，越是不得不承认这类文献无论在组织结构方面，还是在主题表现方面，都相当复杂而微妙；并能愈益觉得，其作者也意识到必须把话说得巧妙。”　　希伯来人对鸟类的认识和分类并不是从现代生物学分类着眼，而是植根于古人农牧生活中对鸟类生活习性的直观认识，进而联盟进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并记录在他们的经典《圣经》之中。因此，“直观”是《圣经》中“简单象征”的特色，而一般经过一次的联想和比附，这是简单象征形成的过程。《圣经》中提到的50余种鸟雀大都可以作为“能指”或“喻体”而形成某种象征，进而触发意象思维。如：鹧鸪，住在岩石的鹧鸪喜好隐藏，人常闻其声而不见其形。戴维被扫罗追逼的时候，形容自己象“人在山上猎取的鹧鸪”。鹳鸟，每年都定期在南阿拉伯和非洲过冬，然后北行经过以色列境。人们最常见，数量最多的是白鹳群飞过。先知耶利米用此教训以色列民当学的功课：“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鹰力大善飞，目光敏锐视力特强，又异常勇猛具有活力。因此《圣经》用以形容人精力旺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如鹰返老还童”。罗马军队也用鹰作徽号。《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用鹰代表毁灭耶路撒冷的罗马军队。以鸟类的生活习性特征为面纱，蒙于人物的性格本质之上，手法类似于《春秋左氏传》中所说的“微言大义”。　　以散点式目光审视《圣经》文本内部情节发现故事中的大多数话语都是信息型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或提供信息，这是就其宗教典籍的归属而言，而其信息传递方式的隔膜，则凸显了文学性。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凭借语言的面纱，使《圣经》叙事更富文学意味。除此之外，它对人物塑造也常常能发挥奇巧作用。下面以三个例证加以解释说明：　　上帝问亚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亚当答道：“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亚当言语的应对很明显地表示他有心要开脱罪责，而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那个把树上的果子给他的女人身上，甚至推到赐给他这个女人的上帝身上。此时，亚当和夏娃尚未被逐出伊甸园，但其回答已预示了之后不幸的降临。可以说人类的自私本性是他们原罪的来源。对于出于自己肋骨的夏娃，亚当同样视她为异己，当有罪责降临时毫不犹疑地躲闪。而更加危险的是亚当有意提及女人是上帝所赐，对信仰的轻易背离也是灾难的源头之一。　　面对上帝的提问“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的回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更加揭示出他的阴暗和冷漠一面，竟对亲兄弟也毫不吝惜。他的答复是赤裸裸的谎言，而且，他言语之中还有对上帝的不敬，甚至可以说达到挖苦、反问上帝的地步。　　面对儿子的疑问“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闪烁其词：“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由此可见他的心地之善良。这一回答说明亚伯拉罕的细心、诚实，以及深深的宗教虔诚。　　《圣经》的宗教性和文学性并非“二元对立”的矛盾体，而是彼此细密交织、互为表里。宗教所宣扬的崇高道德往往需要突破明确的清规诫命，而用让灵魂逐渐浸染的隐喻之言，在被反复体悟中得以升华。下面用“左脸右脸”的例证具体说明：　　有人打你的面颊，也把另一面转给他；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　　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从提升道德的幅度来看，爱仇的观念应是人类的重要品德，使人不断成熟的表现。拉·封丹说：“忍耐和时间，往往比力量和愤怒更有效！”忍耐意味着等待，其实人生中很多时间都在等待，等待里面有希望、有信心、也有爱。　　在“打左脸再给右脸”的面纱背后，仿佛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到以脸迎打者内在的道德勇气。相比之下，蛮横的打人者反倒呈现出肉体上的鲁莽和道德上的怯懦了。在近代印度圣雄甘地和英殖民统治者的对峙中，似乎很好地表述了这种关系。　　以上所述，其情其景与主耶稣所讲到的以德报怨的教诲几乎近似，但细加分辨其动机、结果、价值却有所不同。主耶稣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这句话不仅把“忍耐”的积极意义引向了极致，也把“爱仇”的价值直接指向信仰。保禄把爱归结为诸德的灵魂，而爱首先要做的就是“含忍”，可以说与主耶稣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