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与学术繁荣--孙正聿.DOCVIP

学术批评与学术繁荣 孙正聿 《光明日报》2007.7.24 以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研究，是在学者之间的思想交锋——学术批评——中推进的；离开经常化的学术批评，就难以实现学术的繁荣。直面学术界的现状，我想就学术批评谈几点想法。 学术批评的出发点：“同情的了解”与“带有敬意的批判” 记得莫尔顿·怀特《分析的时代》那本书中的第一句话是，“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从讨伐黑格尔的观点开始的”，而这就是对黑格尔的“特别显著的颂扬”。我在这里引证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种思想能够成为真正的“讨伐”对象，首先在于它是真正的思想，是引起学界广泛和持久关注的思想，因而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思想；无须认真对待的思想，构不成真正的“讨伐”对象。对于值得认真对待的真正的思想的批判，当然只能是“带有敬意的批判”；而真正的“带有敬意的批判”，当然只能是以“同情的了解”为前提，即认真地研究这种思想构成自己的诸种前提和根据，深入地思索这种思想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进而探讨这种思想的局限，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这就是学术批评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对学术批评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必须看到人家的好处；二是应当发现人家的问题；三是形成新的思路，并以此展开自己的批评。这就要求学术批评在其出发点上首先应当是一种所谓的“无罪推断”，而不是“有罪推断”，即首先是努力探寻被批评对象的合理之处，进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其不合理之处，并对其展开批评。 “同情的了解”并不是“在原则上的退却”，恰恰相反，只有出自于“同情的了解”或“无罪推断”，才有可能发现某种原则上的分歧，并由此展开深入的学术批评。“同情的了解”与“原则上的论争”，二者是一致的。 学术批评的灵魂：“发现理论困难”与“创新理论思路” 对批评对象的“同情的了解”，其“同情”之处是被批评对象的“理论困难”，即被批判的思想何以是其所是——它陷入怎样的理论困难而无以自拔。没有对被批评对象的理论困难的深切理解，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同情的了解”和“带有敬意的批判”。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许多的所谓学术批评，并不是着眼于被批评对象的理论困难，而是把被批评的思想解说为某种“主观故意”，并以此为立足点而展开批评。其结果，往往是把严肃的和艰难的学术批评简单化、庸俗化了。 学术批评的严肃性自不待言，学术批评的艰巨性则需要澄明。如果不是把被批评的思想解说为“主观故意”，则必须揭示其特殊的理论困难。这是一项艰苦的学术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任何学术思想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为学术批评。对先秦以来的全部中国思想的研究，对希腊以来的全部西方思想的研究，都是如此。在这种“史”的研究或批评中，人们已经比较自觉地克服简单化倾向，力图以“同情的了解”而展开“带有敬意的批判”，因而能够着眼于并着力于发现被批判者的理论困难。例如，哲学界依据列宁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分析，不是把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视为“胡说”，而是致力于探讨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究竟“夸大”了认识的哪种“特征”、“方面”或“侧面”，为什么会“夸大”，因此，不是简单化地批判贝克莱和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或黑格尔和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致力于发现他们所面对的理论困难，以及他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这种研究方式，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史研究。 同样，对于当代思想，特别是对待当代中国学者的思想，例如，如何看待对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批评，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性”与“科学性”，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物质”范畴与“实践”范畴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评价“回到马克思”或“重读马克思”等等，都迫切需要以“同情的了解”来对待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而在“百家争鸣”中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因此，在进行学术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正视下述问题：这些探索究竟是某种“主观故意”，还是发现了某种“理论困难”？这些“理论困难”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虚假的设定？研究这些“理论困难”是阻滞了学术研究，还是推进了学术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学术批评必须面对“理论困难”这个根本问题，并以“理论创新”的真诚、勇气和智慧去解决他们。 学术批评的着力点：对“论据”和“论证”的批评 学术批评之难，不在于批评其论点，而在于批评其论据和论证。从逻辑学上说，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驳斥其论点，不意味着驳倒其论据和论证；只有驳倒其论据和论证，才有可能驳斥其论点。例如，究竟如何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果仅就“哲学不是科学”这一论点予以批驳，并引申为“不是科学”的“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并没有真正讨论问题本身——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如果着眼于该命题的论据和论证，就会认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