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中地“灵均”形象.doc

实用标准文案 PAGE 文档大全 论《离骚》中的“灵均”形象 屈原的不朽篇章《离骚》，“气往烁古，词来切近，惊采绝艳，难于并能”[1]，两千年来受到人们的无限敬仰与追慕。《离骚》巨大的艺术成就，固然体现在许多方面，而其核心，则是光辉崇高的诗人自我形象——“灵均”。其既有神的无穷威力，又有人的道德情操。在这个形象中浇铸着诗人一颗奔放热烈，依恋故国的拳拳之心，凝聚着荆楚人民时代的、民族的崇高精神，是艺术之宫里一朵永不凋零的奇葩。下面将从五个方面对这一形象进行分析。 一 “灵均”形象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历代将儒家经典丰为圭臬的文人，往往对《离骚》及其中的“灵均”形象颇有微词。班固谓其：“多称昆仑、冥婚、付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2]；刘勰谓其：“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副妃，鸩鸟谋荣女，诡异之辞也”[3]。他们都不理解，这些“异乎经典者”，恰是屈原继承远古神话传说的浪漫主义传统，为更深刻地表达其主观思想感情，而自觉赋予《离骚》中的“灵均”形象，并构成其表层特质的神性因素。 “灵均”形象超现实的神性因素，首先蕴含与“灵均”的族氏、诞辰、名字等细节上。《离骚》首句即称“帝高阳之苗裔兮”。关于颛顼高阳氏，《大载礼·五帝德》中有这样的描述：“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敬”。可见这是一尊何等煊赫，何等尊严的大神，而“灵均”竟是其远末子孙，在血统上一脉相承。由此看来，“灵均”的神性因素也就先天昭然、不言而喻了。在看“灵均”的诞辰：“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楚县祖吴回曾于“庚寅日”取代其兄重黎，“居火正，为祝融”[4]，从而赋予这一天以吉祥的色彩。而“灵均”恰恰诞生于次日，其神性则更为明显了。即便是他的名字“灵均”，王逸注：“灵，神也。“，也带有浓厚的神的色彩。 如果说《离骚》开篇数句，已使“灵均”的神性因素初露端倪，那么在后文“灵均”于香花芳草的密切联系中，其神性则得到更为系统的展现。 以采集、种植为主的原始民族，在对花草植物的观照中，实现了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而获得审美愉快。但他们却虔诚地认为，这显示其本质力量的美，乃是神灵的恩赐；于是他们虽也用香花芳草装饰自己，但在其原始思维中，却只将神灵奉为最崇高、最完善的美的体现者。文明社会以后，实际生活中人的花草装饰，逐渐让位与更贵重的物品，但神灵的这种审美特征，则由于观念形态的惯性运动而积淀下来。荆楚巫教的情况正是如此。且看《九歌》对所祭天神地祗的外貌描绘：“华彩衣兮若英”（《云中君》）“荷衣兮蕙带”（《少司命》）“被薜荔兮带女漯” （《山鬼》）这里鲜花芳草的装饰俨然成了崇高威严的神祗的标志。然而，正是这样的装饰，却在《离骚》中的“灵均”身上毫厘不爽的再现出来了：“扈江荔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外在装饰的一致，恰恰表征者共同的内在特质，即他们都是有鲜明的神性。 《离骚》中最为精彩奇异，也是“灵均”形象的神性因素表现得最为集中的部分，是其驱策日月风云、麾使蛟龙鸾凤，在神奇缥缈的境界中上下求索的两次神游。缥缈的神境，如苍梧、县圃、白水、阆风、昆仑、天津、西极、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等，可任其流连；尊贵的神祗，如曦和（日神）、望舒（月神）、飞廉（凤神）、丰隆（云神）、雷师（雷神），以及蛟龙、鸾凤等，都成为其发号施令的对象。“灵均”的神性，较其始祖帝颛顼，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离骚》中，“灵均”形象一方面高居群神之上，另一方面，又逼真的再现了实际生活中诗人那偃蹇坎坷，屡遭失败的悲剧命运，从而具备着深刻内在的人性因素。 《离骚》中“灵均”形象的人性因素，直接继承着《诗经》特别是大小《雅》中的政治怨刺诗，主要在于其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怨主刺上”的政治态度。不同的是《诗·雅》政治怨刺诗侧重于抨击“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5]的动荡社会，以否定为主；而屈原的《离骚》，则在对黑暗现实予以坚决否定的同时，也在肯定性的讴歌中，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 “美政”一次出于《离骚》乱辞，形成于历史回顾和现实认识基础上的这种社会理想，鲜明的体现了“灵均”形象的人性因素。《离骚》的“美政”理想和儒家“法先王”思想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热烈赞美尧、舜、禹、汤、文、武等古代的圣主贤君，意在唤起人们普遍的复古精神，从而回到领主庄园制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理想的明晰性，形成了《离骚》超越《诗·雅》政治怨刺诗的时代特征。并且《离骚》指出了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但是在当时楚国的现实环境中，屈原的“美政”理想，显然已失去了由精神形态转化为形态的现实基础。因此，何其芳说：“后来的人们对屈原的热烈的同情和崇敬，与其说在于他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毋宁说在于他对理想的坚持的精神。”[6]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