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纪功碑.docVIP

PAGE PAGE 1 抗战胜利纪功碑 　　【摘要】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我国唯一的一座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历史事件的纪念性艺术建筑，是历史事件、民族精神、地域文化的艺术化抉择下，功能、形式、科技完美结合的地标性建筑。它集设计、绘画、雕刻、建筑、灯光等艺术于一体，是抗战艺术结晶的民族精神瑰宝，是抗战时期艺术的归结与里程碑。 　　【关键词】抗战胜利纪功碑抗战艺术结晶民族精神瑰宝 　　1947年10月10日，在抗战的大后方的重庆竖起了一座名曰“抗战胜利纪功碑”的雄伟建筑。这座建筑集抗战时期的设计大成，是抗战时期艺术的结晶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物。“抗战胜利纪功碑”面世不到三年，于1950年10月易名变身为人民解放碑。因“抗战胜利纪功碑”名称的短暂存续，该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被人们忽略或淡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翻启这历史的一页，重现“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光芒。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10月，成立了以孔祥熙为委员的“陪都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蒋介石旨意，组建了以市长张笃伦为首、聘请国内专兼学者、英国专家戈登、美国顾问毛理尔的专家团，拟定了较为宏伟壮观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该计划将建设抗战纪念性的艺术性建筑就有：在校场坝修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柱”；在民权路口上建一座仿照法国巴黎凯旋门摸样的“凯旋门”和“抗战胜利纪念堂”；在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建“自由女神像”等。陪都建设计划公布当天晚上，重庆三万市民举行火把欢庆游行。由于处于抗战尾声，当局政府忙于着手日军侵占区的接管事宜，原定的陪都建设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政府考虑到陪都重庆在八年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拟重启陪都建设计划，于1945年10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上决议：“为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确保这种地位能在战后继续延伸下去，决定启动抗战胜利纪念柱项目，把抗战胜利纪念柱改建在原建‘精神堡垒’的地方，并把纪念柱的建筑形制改为纪念碑的建筑形制，定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可这时的国民政府只顾着还都南京而无暇顾及启动陪都建设计划和抗战胜利纪功碑事宜。 　　时隔近一年半，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只好大力筹集地方财力，于1946年10月9日的市政府第336次市政会提出并决定自筹经费启动抗战胜利纪念碑的建设。会后专门成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筹建委员会，重庆市都市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任主持，建筑师黎伦杰先生但任总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李际蔡，建筑师唐本善、张之蕃、郭民瞻，电器工程师李钟岳等为成员。 　　抗战胜利纪功碑公开征集了设计方案，许多艺术家及建筑设计师参与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设计，其好的方案就有好几个，最终选定留法回国的设计师李玄剑教授的设计方案。李玄剑教授阐述了设计的形意构想：“在艰苦的八年的民族救亡抗战中，重庆人民先后派出数十万优秀子弟从军，出川抗战，英勇杀敌，保家卫国，而留在后方的重庆人们，不惧日寇淫威，顶住了日寇的狂轰滥炸，加紧生产，支持前线，充分展现了巴人不惧强敌、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和阳刚之气，正是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成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要充分展现民族复兴、山河重光过程中中华民族倔强、刚毅、阳刚的气质和壮美，“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外形设计成为一个直立、雄健，挺拔而抽象的男性生殖器的形状。 　　这设计方案非无稽之谈，在过去的一些书刊和一些长者的访谈记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崇勇尚武的巴人崇拜阳刚图腾，如今的重庆人在对抗过程中的坚持、加油、拼搏等励志的鼓励话语常常用“雄起”的术语，特别是在代表重庆对外的大型对抗的公众赛事场中，常常是万人齐喊：“重庆—雄起！”其喊声如雷，声浪迭起，气势非凡。设计师借用阳刚图腾来塑造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形象，赞许巴人顶天立地的阳刚之美和独立自强的英雄气概，颂扬巴人在中国历次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都挺身而出做出的重大贡献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讴歌中华民族独立与图强的名族精神。 　　抗战胜利纪功碑设计为全钢筋混凝土的柱身盔顶结构，由碑台、碑座、碑身、碑顶四部分组成。碑台高1.6米，碑座、碑身、碑顶总高27.5米，碑顶上设计一副4米高的灯架，灯架上面是3米高的风向标，从地面到风向标顶的总高度为36.1米。 　　碑台设计为直径20米、高1.6米圆形平台，总占地面积642平方米；正对马路的四个方向分别设有石砌台阶以便上下，每个台阶为8级；有8处花圃环绕着碑台，还设计有5米深的地下室；碑台的坎立面材料设计为青石，碑台平面材料为水磨石子。 　　碑座设计由8根纵向青石砌结护柱组成，直径6米，2层，高6米。碑座石材均采用北碚出产的上等峡石，7块石碑分别镶嵌于碑座的护柱之间，石碑上分别镌刻着：194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