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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文选(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43．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一点建议 （1995年3月30日） 有关供销社的问题，贺光辉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文件稿事先我没有看过。现文件已下发了，因此我提点建议，供参考。 文件中有一段“……搞股份合作制的做法，都是违背供销合作社性质的必须坚决纠正。”这段话在理文论上我不能理解。马克思在所有制形式上讲过：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在实际上我认为会产生不好的后果。文件稿因为事前我没看，没有机会提意见。所以我只好提个建议。我觉得对股份合作制现在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加以否定。我参加了我们国家经济改革工作好多年，在参加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对待新生事物，一时看不透的事，我们采取的方针叫因势利导，存利去弊。不要过早地加以否定、一棍子打死。当然，也不要轻率地过早表扬，不适当地宣扬它。要加以观察，采取科学态度，就是要采取尊重群众创造的太度，调查研究，热情地关心，因势利导，存利去弊。搞股份合作制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有好多好的积极作用。两个方面都有的。我们要因势利导，存利去弊，加以帮助，提高完善。乡镇企业搞股份合作制，正是要解决政企不分而存在的“大集体、小全民”的许多问题，目前是发展的势头。这件事并不是中央提出来的，是实际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基层供销社有没有搞股份合作制的，我不知道。如果有，要帮助总结经验；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试点？正如文件讲的，基层社最重要，是供销总社的基础。要真正办成的农民的合作社，可不可以搞股份合作制试点？应该允许试点。当然，我也不赞成用行政办法推广。如果有的地方愿意试点，应该允许。不宜采取像文件所说的“必须坚决纠正”，不允许搞，一棍子打死了，否定了。 为了说明我这个建议。我想讲一点对股份合作制的看法，以及国外很有见解的爱国学者的意见。1994年8月份香港《21世纪》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崔之元的文章（我不认识这个人），还有其他方面有不同意见的文章，给我的启发很大。这个人，我看是一位学者，是搞学问的，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现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系助理教授。我觉得他的文章有爱国心，满腔热情，热爱国内的新生事物。我自己还读了中国农大的《中国股份合作制》这本书。承蒙王立诚同志送给我，我还没看完。农业部于1990年发了《股份合作制暂行规定》，还有一个《示范章程》。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采用股份合作制的越来越多，是发展趋势。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原来集体企业搞股份合作制（其中又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社区型，如深圳横岗；一种是企业型，如淄博周村）；一个是个体的改为股份合作制（如温州）。我开始注意这件事，是深圳宝安县横岗镇的股份合作制。我专门请蒋一苇同志研究。我和他关系比较深，我们合作得很好，他是搞理论的。全国最早搞股份合作制（据我现在所知可能是最早）的是山东周村长兴村。当时遇到一个问题，有集体财产300万元，因人员变动了（也可能因为村干部有新的思想），不好量化到个人。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不分了，作为乡村集体共同所有。然后再搞大家入股。搞两种股：一种叫集体股，一种叫职工股，即职工基本股。这就是蒋一苇同志生前所讲的职工共有财产有两块：一部分是板块式的，不能量化到个人（因为实际情况很复杂，像周村是因为人员变动）；一部分量化到个人，是拼块式的。这个文件中也讲到不允许量化到个人，我看问题需要搞透，不要过早表态。其中可量化到个人，需要解剖几个麻雀。周村的股份合作制就是两块：一部分是那个300万元；一部分是职工社员新放的股。因此在民主管理上，第一部分采取一人一票，第二部分按股计算，一股一票。分配上，有按劳分配，有按资分配。总之，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我国农业初级社时期就是把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起来，既有按劳动力记工分的按劳分配，又有按土地、农具、牲畜入股分红的按资分配。 蒋一苇同志的经济民主论，在国际上很受重视，在国内不被重视。蒋一苇同志有三论：企业本位论，经济民主论，职工主体论。我认为他讲的许多意见是很有道理的。我写过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没有把他的思想全面展开介绍，只是表达我的感情。如果职工对企业没有财产关系，只是讲政治民主，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不够，必须有经济民主。经济民主，不仅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民主，还要和企业有两种财产关系以此来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职工才会有当主人的意识，横岗，我研究过他们的材料，它是三级所有的股分合作制。这里我说一正合作制与股份制的关系问题。 合作制，合作社社员入股分红，我们原业说的集体经济主要指这个。后来，地方政府拿线办了大集体，是乡政府等所有，不是中央政府所有。那是几千人、几万人所有，大集体又成了小全民。对群众财产关系仍是虚的。对这些大集体财产的管理支配上，乡村干部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起初政企不分，也起了些好作用，也要肯定。因为搞起一个企业，外部条件也很重要呀。合作制是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