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明代“申明亭”制度.docVIP

PAGE PAGE 1 议明代“申明亭”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将元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法度日驰，纪纲不振造成了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导致亡国。他认为元朝不满百年的统治毁坏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封建等级和道德秩序，致使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里，贵贱无等，谏礼败度。所以，在推行重典治国之外，他同样关注建立礼制和恢复道德秩序。申明亭是其于洪武五年（1372年）创建的读法﹑明理﹑彰善抑恶﹑剖决争讼小事﹑辅弼刑治之所。设申明亭处﹐也必设旌善亭﹐亭上书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史载：（洪武五年）是月（二月），建申明亭。以上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乃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可见，申明亭的目的不仅在于宣扬法律教化，也着眼于维护邻里、家族之间的稳定，防止烂诉、越诉泛滥。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宋代理学家朱熹从礼法合一角度对明刑弼教做了新的阐释：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所谓明刑弼教中的教，指的是封建纲常教化，即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常之教。在西方已经产生商品经济，进而逐步强调私权之际，明朝高度的中央集权则奉行明刑弼教的原则，通过法律强化了长幼尊卑的秩序来维护小农经济。如《大明律》，将民商事法律关系都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缺乏健全的经济、金融法律，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往往倚重于统治阶级的改革实验，后期一条鞭法的兴衰也证明了在此背景下变革的困难与无力。士大夫们自古宣扬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为民之道。在统治者看来，诉讼是民有争心的表现，是对社会的平静、安稳秩序的破坏，喜欢通过诉讼鸣不平的往往被视作刁民或讼棍，所以官员们大多将无讼作为追求，作为自己尽到教化责任的标志。但偌大的社会，完全没有冲突和矛盾、没有诉讼是不可能的，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于是便退而求息讼。 　　申明亭便是出于息讼目的而创立的制度。它不是一种专门的司法机关，而是一种设在州、县之下具有调解功能的群众性组织，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耆老、里长等人主持调解，目的是将诉讼尽可能的消灭在萌芽状态。　《大明律集解附例》中专门记载说：各州县设立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　里老人是申明亭制度中的重要角色，其职责主要为掌教化及理词讼，导民善、平乡里争讼。儒家强调亲亲尊尊，要求序尊卑，别贵贱。以申明亭来解决纠纷有其一定的优势，耆老、里长等人作为一个地区辈份、威望较高之人，往往是有见识、明是非的形象，其权威容易得到认同；其次，由于这些人久居当地，比较熟悉案件的情况，也熟悉该地的村规民约。这样作出的判断也易于接受和执行，从这个角度来说，申明亭比对簿公堂更利于稳定社会关系。 　　然而，申明亭的制度也有其弊端。《教民榜》载：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不经由里老理断的，不问虚实先将告状人杖责六十，仍然发回里老去剖理。此规定充分显示出申明亭是当时厌讼思想的直接产物。其设立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正如前述，明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社会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但统治者并未因势利导，加强类似于西方私法方面的立法，而是从保护小农经济、以礼教束缚社会关系的目的，宣扬无讼和教化，这不仅导致中国自守和落后，而且也使民众始终受制于封建礼教，不能充分运用诉讼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若以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衡量当时情况不免过于苛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历史的同一时期，西欧已倡导自由、平等的理念，而当时的中国，正是在所谓的礼的束缚下裹足不前，社会日趋停滞。在以和为美的儒家思想中，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说，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中后期，更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传统士大夫们一直致力于进行道德宣教，在他们看来，宗族之间骨肉相连，正应以义为本，以天伦为念，而不可存利己之心。这在司法官员的判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小人为气所使，惟利是趋，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遂使兄弟之义大有所伤而不顾，官司更不早与剖决，则阋墙之祸，何时而已！ 　　中国古代将诉讼之争，视为对礼的破坏，而在以礼为立国精神的封建王朝，礼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礼为天地之经，万物之序。其体至大，其用至广。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尊卑贵贱，非礼不定；冠婚丧祭，非礼不备；郊庙燕飨，非礼不行。礼的本质在于认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其身份地位。可以说，礼在古代中国的规范作用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起居到为人处世，都有以礼制定的标准，其作用就是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在明代，礼法合一加之明刑弼教的治国理念和厌讼耻讼的传统思想，使得道德成为实际生活中最重要的规范。在小农经济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