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docxVIP

“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 “五四”时期，文学流派和文论思想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文学研究会，持“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它阐述了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另一派则是创造社，持“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它阐述了中国化浪漫主义的文学观。这两种文论看似对峙，却都来自于西方近代文论的传统，都是对之加以中国化的转换的结果。正如周作人所归纳：“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艺术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 虽然，这两种文论思想都着眼于艺术功能论，但是，“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实际上暗含着文学能够再现“现实的人生”的思想，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实则强调了文学能够作为“我的表现”而存在。二者都打上了西方传统再现论的烙印。 　　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中国逐渐滋生蔓延，这与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是不可分的，与推崇“德先生”“赛先生”是不可分的。那时，社会的进步急需文艺的先行与振兴，故对传统“文以载道”的文论采取了激进批判的立场，但同时，这时的文论也强调艺术对人生所产生的推进作用。不断涌现的关于“艺术——人生”的论文蔚为大观，如《美感与人生》（杨昭恕）、《艺术与人生》（一羽）、《由美学上所见之人生》（杨昭恕）、《艺术与人生》（雷颂常）、《艺术与生命》（穆时英）等等即可见一斑。仅1919至1929年间的论文，以“文学与人生”为题的就有8篇，“文艺与人生”为题的5篇，“艺术与人生”为题的3篇。 这一思想的主流，就是主张“文学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 　　这里的“人生”，或者“现代的人生”，其实就是沿着胡适“唯实写今日之情状”路线而生发的文学主张。传统中国文学行至近代之前，似乎对“社会写实”的问题不太关心，而往往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闲物。作为一种反拨，呈现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就是“写实主义”，这是西方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变形延续。正如茅盾在《文学与人生》里所分析的那样：“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中国的写实主义的出现与对科学精神的推重也是同向的。显而易见，这种文论带有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倾向，它反击的是中国古代只将文学“视为抒情叙意的东西”，而要对文学进行根本的科学性改造。 　　其实，胡适早在《文学改良刍议》里就率先发出了“言之有物”的呼吁，抨击了旧文学“摹仿古人”、“无病呻吟”、“烂调套话”等等消极取向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形态现实主义文论的先河。早期的茅盾曾经主张“新浪漫主义”，但在胡适的“以写实主义作手段”的纠偏之下，也转向写实主义的主张。为匡正文学传统远离现实和人生的积弊，1922年《小说月报》开展了一场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试图进一步推进“写实主义”。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是由西方舶来的最新文学思潮之一，它也是针对中国古近代文学弊病而下的一剂急救西药。“客观描写与实地考察”，是“自然主义”的鼓吹者为中国文学界开的新药方，他们认为由此才能开拓一种“科学的描写法”。但是，“自然主义”自有其不能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方面，这种“记帐式”的创作方法并没有为中国文学所真正接受。陈独秀便说：“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也以此。” 但实际上，“写实主义”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虽有亲缘，却不能混为一谈，在西方意义上，不但写实主义文学有所“寄托”，而且自然主义文学也不能简单地指为毫无“寄托”。 　　茅盾后来的认识则更为清醒：“观察（observation）和想象（imagination）是文学的两大原则，自然派学问只重观察，在当时原可补救浪漫文学只重想象的偏失；但就文学全部看来，过犹不及”，“决不能靠它去创造更高格的文学” 。这种既不同于浪漫主义又迥异于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只能导向写实主义。由此出发，茅盾认定：“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么一个样子，就怎样写。” 这里所说的是“写实”的摹仿的真实。但是，“为艺术而艺术”派则将艺术真实转向了自我内心：“‘求真’在艺术家本是必要的事情，但是艺术家的求真不能在忠实于自然上讲，只能在忠实自我上讲。” 可见，“艺术派”与“人生派”的确具有表现自我与摹仿自然的差别，这显然和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之分殊如出一辙。 　　由此，“艺术派”对“人生派”总是颇有微辞。“艺术派”对“人生派”的批评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