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doc

11111 Word文档 ............. 论20世纪初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理论反映,它凝聚了其创始者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认识和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体——20世纪的中国,却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中国化的逻辑前提——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 显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 ,把马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取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说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二、中国化的现实契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一开始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而是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任务,中国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间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意识、宗法意识根深蒂固,加之没有民众的根基,其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适应,曾经出现过各种反映这些斗争并为之服务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良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有农民阶级提出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也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十分软弱,因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可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近80年当中,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无力,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而败下阵来。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和教训,使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又渴望、追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理论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正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 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先进的中国人,促进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开辟拯救中国的新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对帝国主义压迫痛苦的深切感受和痛恨,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感到振奋而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 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 当然,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和呼唤是一回事,理论能不能顺应现实的需要,很好地指导现实,为现实服务则又是一回事。作为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担当服务和指导中国现实的重任,从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