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法性的困境.doc

论管理者“合法性”的困境 一、 “合法性”与获得合法性的两种方式 权力：一个人诱使或影响另一些人去执行其命令的力量。但是管理者不是为所欲为的人，在某中意义上，权力来源于“被接受”，被管理对象心理上所接受因此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周围的环境条件、其他人的期望和想法，这就涉及到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本身是法学中的概念，后被引申开来。在管理活动中，合法性指被期望的标准与个体或组织的活动是吻合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单位和个人得到接受、允许和承认，因而从评价他们的人那里得到了行动的机会，这种合法性定义强调权力实施的对象。也就是说合法性的评价不是是否附和律条的要求，而是是否附和管理对象的预期值。实际上，笔者认为管理者的合法性不仅在于其权力实施的对象而在于管理者个人与其相关者——下属及上司的关系。它是一种资本，能为管理者拓展和维持可以自由行使权利的空间。 在符号主义者看来有两种获得合法性的方式——实质的方式和符号的方式。若这两种方式同时呈现，则实质和符号相一致，结构和意义相一致，但这种吻合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处于不断的游戏之中，在它们不一致的时候合法性变得复杂了。管理者有拆解实质和符号的机会，这涉及到行为者的道德问题和接受者（评价者和其他有关人员）的领悟能力问题。管理者可以使用符号来对评价者或其他有关人员隐藏他们行为的实质内容，于是理性使他采取了符号和实质两种意义。操纵符号的能力成了管理者赢得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者喜欢喊口号、打官腔、说一些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的“官话”。在善于玩弄符号的管理者那里，管理理性不是作为管理者行为的指导而是管理者行为的外衣或护身符。用于给管理者披上合理性外衣的符号不是随意选择的，它们要符合评价者的期望，迎合盛行的道德标准和制度化的习俗、规范等等。合理的通常是与盛行的理想相一致的，且被认为适合的、无可非议的。因此作为管理者虽然可以是超俗的，但必须具有不离俗的品质，游刃于符号的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或理性之间。 二、合法性与效率 由于组织权利的游戏，管理者无时无刻不处在合法性的压力之中，管理者是由合法性驱动的而不是基于经济理性的效率驱动的。合法性不同于效率，效率通常要严格地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要通过计算，而合法性比效率更综合，它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涉理想和价值。只有当提高效率成为管理者赢得合法性的手段时，效率才在管理者的心目中占居重要的位置。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资本的逻辑渗透到生产领域的方方面面。传统的技术——经济理性占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效率成了价值观念的标准和评价者对企业和管理者行为加以评价的关键。因此，提高效率成了管理者达成合法性的主要途径，这既是符号意义上的，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在实质和符号可拆解的情况下，效率显得不值得考虑（如对资本收益、GDP增长率等指标的衡量）主要以符号的方式起作用，这些符号告诉评价者，组织正以合理的方式经营着，这时，管理者仅以符号的描述来表达能力和理性，根本不考虑实质的活动。宣传的东西（文本，讲话，图画、报告）可能与实质的行为相脱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常常人为地夸大本地的成绩，以显示其能力。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领导却不得不实际地（从实质意义上）将提高效率作为显示其能力、赢得合法性的主要手段。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则不是这样。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中，完成指定的计划是管理者达成合法性的主要途径至于是符号意义上还是实质意义上达成则因信息透明度而定。管理者的合法化行为除因经济环境不同而不同之外，还因不同的组织和工作环境以及管理者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有所不同。管理者达成和维持合法性的能力不仅与他们遵循普遍认可的管理理性的能力有关，更与某些隐蔽性的能力有关，后者常常被看作是非理性的，他们是管理理性的盲点，在管理者的综合素质——智力、教育水平、个人性格、气势等层面上起作用。尤其是管理者的气势是许多管理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他与管理者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及道德品质有关，好的品质、气势、是威武正义之源。处世经验也是一个因素，还有管理者的言谈举止给人的感觉同样有利于树立管理者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者尤其注意给人一个严肃、认真、成熟的印象，否则，权威将不复存在。用合法性而不是效率来思考问题可以避免对管理问题的看法表面化、简单化，也可以解释一些看似矛盾行为的实质。管理者提高效率的举措只不过是赢得合法性的方式，因为无论在何中组织条件下、经济形式下、，管理者都必须证明他们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否则管理者将不成为管理者，或者失去管理职位，或者被架空。 三、管理者合法性的维持与困境 合法化过程中文化的和非理性的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文化崇尚技术-——经济理性时，则该理性成为评价行为的标准，在合法化过程中起作用。在符号意义上，这部分反映于管理职位的文化要求中。当文化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