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性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doc

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性质 □宫敬才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内容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自己的学科性质问题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它对自己的哲学性质痛恨和遮掩有加，必欲除之而后快；执意向自然科学这一“表亲”靠拢，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打扮为像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那样的硬科学，结果是屡战屡败。这一历史的代表性人物有三位：西尼尔、熊彼特和曼昆，他们在学术上肆意表现的时间节点是1836年、1941-1950年和1998年。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人性自私论为例证就可说明，这一经济学在劫难逃地具有哲学性质。要摆脱自己的哲学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会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经济学家要承认自己是人，就必须放弃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的理论立场；承认自己不是人，上述理论立场能站住脚，代价是与常识相悖谬。 【关 键 词】西方主流经济学；学科性质；哲学性质。 【作者简介】宫敬才，哲学博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哲学的研究与教学。 一 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于自己的学科性质问题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该学科奠基人亚当·斯密那里，这本不是问题，经济学是伦理学的组成部分，它与法学和现代意义的伦理学一起构成伦理学学科的整体。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长期讲授这门课程，留传后世的是三部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种情况往后延续了很长时间，经济学作为专业而自立门户是跨入20世纪门坎（1902年）之后的事情。这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脱胎于哲学，与哲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是哲学向社会经济生活延伸的题中应有之义。亚当·斯密直到1790年逝世前始终认为，如此理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并没有悖理或不妥的地方，其他人也没有提出异议。 根本性变化发生于1836年，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铁杆的资本家代言人西尼尔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书中说，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其间如果有了错误或是有了疏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极其广泛的恶劣影响；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既不容许同情贫困，也不容许嫉视富裕或贪婪；既不容许崇拜现有制度，也不容许憎恶现有的弊害；既不容许酷爱虚名，投合时好，也不容许标新立异或固执不变，以致使他不敢明白说出他所相信的事实，或是不敢根据这些事实提出在他看来是合理的结论”[1]。概括西尼尔的论述，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命题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经济学是科学，做出哲学性结论是逾越学科职责范围之举。这里的“科学”何谓？西尼尔没有对此做出解释，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对这一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方式转型的分析便可明了，此处的科学指自然科学：“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研究，在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缓慢发展过程中，当它选择自己的方法时，主要是受它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引导，它逐渐发展出一种适合于这些问题的技能，并未过多地思考这些方法的特点，或它们跟其他知识学科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既可把这门学问称为科学的一支，亦可把它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从不介意自己的题目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那时，‘科学’一词尚未获得今天这种狭隘的含义，也不存在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特别尊严的做法。其实，投身于这些领域的人，在研究自己的问题中较具一般性的方面时，他们很乐于选择哲学这个名称，我们甚至不时可以看到‘自然哲学’与‘道德科学’的对比。”“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科，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了证明自身的平等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2] 哈耶克既切合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方式转型实际又击中要害的分析让人大开眼界，其中的意蕴需要细加品味。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于自身学科性质的烦恼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西尼尔的“高论”恰好出现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不像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心是美国，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心是英国。西尼尔发声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要津—牛津大学，这里是洛克和亚当·斯密接受高等教育的地方，其观点具有的示范意义不能小视。 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纠结于自身学科性质问题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挟自身的辉煌成就以自重，在方法论或说哲学意义上肆意向其他学科扩张，哈耶克用政治性词语“专制”表述这一点。这是“科学帝国主义”的第一种形态，严格意义的哲学表现是实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