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集群行为中的作用-教育文档.docVIP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集群行为中的作用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当今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已进入社会发展关键期,群体性事件有上升趋势,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必须研究的问题。了解集群行为的有关理论,认识社会发展关键期集群行为上升的必然性,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和平息集群行为中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已显得日益迫切。 　　一、了解集群行为的有关理论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应对集群行为中的作用,首先必须了解集群行为的有关理论。国外境外学术界对集群行为的性质和类型、形成的原因及过程、集群行为特征等方面都有系统的探讨,国内学者对集群行为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不十分完善,却有着各自的特色。 　　最早研究集群行为的学者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黎朋?古斯塔夫,他开始研究经聚合而成的群众具有的作为单个个人所没有的特征。而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1]戴维?波普诺认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2]我们认为,集群行为又称“聚合行为”或“集群行为”,它是相对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的制约之下的群体行为而言的。一般人们的行为处在既定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之下,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也会产生一些不受通常的行为规范所指导、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同时也是难以预测的群体行为方式,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集群行为。 　　关于集群行为的性质及分类,社会心理学界有不少研究。西方社会学家通常把群众分为“偶合群众”(即“临时群众”)和“常规群众”(即遵照已经建立的社会准则或常规进行活动的人群)。台湾学者吕世明认为“群众事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3]广义的群众事件并不一定具有反社会性,而是基于某个特定或不特定的事件或目标,纠集一群不特定的人,本着其高潮的情绪,或请愿、或游行示威;而狭义的群众事件则指具有不法的反社会性、破坏性特征,而因特定或不特定的目标,由少数不法分子煽动、纠集一群不特定的人,利用群众盲从附和的弱点,以偏激的言词鼓动群众,煽动不满情绪,纠集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他根据群众行为的内容性质及组织特征,将其划分政治性群体事件、社会性群体事件、涉外性群体事件、预谋性群体事件、偶发性群体事件五种类型;[4]台湾学者刘世林认为“聚众活动”可分为三类:[5]一类是社会性的,二类是经济性的,三类是政治性的。他还从群众事件的发生是否预有动机,将其归纳为三种形态,即临机性的群众事件、计划性的群众事件(又称预谋性的群众事件)、由临机性的群众事件转变为预谋性的群众事件。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马广海认为区分出集群行为的两种类型是十分必要的,即情境性集群行为和功能性集群行为。情境性集群行为是指那些由于临时性或偶然性的刺激因素导致的集群行为,此类集群行为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有较大的破坏性,但不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太大的消极影响。而功能性集群行为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相关,相对于情境性集群行为的激烈和极端来说,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却是深刻的。[6]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认为以往那种认为集群行为一定是非理性的流行观点现在看来是过于绝对了。集群行为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这取决于集群行为的具体形态以及具体形态的集群行为处在何种发展阶段。他将集群行为分为群众行为(未经组织的集群行为)、大众行为(分散的集群行为)、由信息传播影响的集群行为和社会运动四大类。[7] 　　集群行为具有自发性、不稳定性、无组织性、情绪性、狂热性、失范性等特点。集群行为是由一定规模的、匿名的、无组织的人群,在一定的诱发因素影响下而突然爆发、且缺乏现有社会规范控制,没有明确目的和行动计划的自发性的社会互动,具有相互间的感染性、表现形式的狂热性以及存在周期的短暂性等特征的非常规的群体行为。 　　促使集群行为发生的具体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众多的研究发现,集群行为或多或少地与以下各种条件相联系。[8]一是环境场所;二是失范;三是社会控制机制的解体;四是相对剥夺。当人们实际所有的东西不能达到他们自己认为应该获得的程度时,便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五是权力斗争。集群行为的产生还有其他一些条件,如结构性压力。任何使人感到压抑的社会状态,如经济萧条、自然灾害、贫困、种族歧视、冲突、不公平的待遇、难以捉摸的前途等,都刺激人们通过集群行为来解决问题。另外新旧观念的冲突、好奇心理的驱使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