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人物的生存状态.docVIP

《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人物的生存状态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理论和创作的成功典范。她的文学创作彻底摒弃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转而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在《现代小说》一文中指出,真实存在于人物内心深处不断涌现的意识活动和心灵的闪光之中,而生活则是人物所有精神活动的总和。她向同时代的作家发出强烈的呼吁:向内心看吧,生活似乎远非“如此”。考察一下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一个普通人的头脑吧。头脑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碎的,奇异的,转瞬即逝的,就像用利刀镂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像无数的原子,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当这些原子坠落时,当它们构成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时……[1]现代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些印象真实地记录下来,从而描绘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人类“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 正因如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她有点脱离实际和平民生活,只专注于营造自己的象牙塔。卢卡契把她与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现代派作家贬斥为“颓废派”。就连她的好友,爱·摩·福斯特也曾说:“如何改进这个社会,她可不愿考虑。”其实仔细研读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在其前卫的艺术手法背后,是作者从女性的视角对社会热切的关注、批判和思考,积极的为20世纪经历严重异本化感和精神危机的现代人寻求有效的生存状态。她的意识流名篇《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对人类在社会危机严重的20世纪如何有效生存进行了集中的心理实验。她的两部作品中主要人物都是 社会个性和 内在自我的统一体。 社会个性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体现,具有多面性。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碰壁,这些敏感的人物便缩回内在的自我中,通过 回忆或在 孤独的状态下宣泄真实自我。然而,过度放任自我,长时间独处会扭曲人性。伍尔夫在这两部作品中通过实验似乎暗示了一种有效的生存状态,即交替满足这两种需要,时而融入社会和他人沟通,时而离群独处享受自我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两类自我的统一。 《达罗卫夫人》中达罗卫夫人是一位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妇女,她娴于社交并能守卫自我,但在遵从社会规则的同时深感自我煎熬。名字冠夫姓赋予她特定的社会身份,这便是她选择理查德的社会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理查德尊重她的个人空间,使之有足够的时间空间捍卫内在的自我,从而保留个体中的内涵特征。在克拉利萨大病初愈时,理查德主动提出让其单独睡一个房间静养。正是这种宽容的关系使她可以自由地在 回忆中品味与萨利和彼得的亲密关系。她拥有独立于理查德之外的自我,这个自我随时对他人做出反映,也能保留不为丈夫所知的秘密。这种距离感是婚姻中不可侵犯的核心。[2]以致克拉利萨的昔日恋人彼得在阔别多年以后仍感到“她还是克拉利萨,她就在那儿”,而不是达罗卫夫人。所以她摒弃了软弱而情绪化、乐于侵犯他人自我的彼得。达罗卫夫人极度敏感,外部世界的涟漪会将其推入自我。六月的早晨克拉利萨在街头买花,宜人的天气使她心游神移,浮想联翩,她又回到布尔顿别墅里,忆起与昔日恋人彼得之间的旧情,忆起三十年前同样宁静的清晨,忆起与女友萨利接吻的美妙时刻。布鲁顿夫人晚会的拒邀使她感觉受排斥回到 回忆中寻求庇护,并在自我中寻觅出路,照着镜子暗想“:这位粉红面庞的女士,在今晚即将举办宴会,克拉利萨的宴会,她自己的宴会。”[3]顶楼房间,狭窄的单人床,独自做手工时的愉悦都是自我澎湃的体现。克拉利萨的宴会是其履行 社会个性赋予她的要求,鼓励触动多个社会个体融合的过程,社交场合中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使得整个宴会成了多个个体互动交流的场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一刻达到和谐。即使在宴会上,她也是身处华屋,心如孤魂。 当“那年轻人自杀了”的消息传到她的耳际,虽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却暗自思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她的灾难,她的耻辱,对她的惩罚,一眼看这儿一个男子,那儿一个女子接连沉沦,消失在黑森森的深渊里,而她还穿着晚礼服,伫立着,在宴会上周旋”,她的内心意识到是社会造成了人民甚至是自身的悲剧。宴会仍在继续,克拉利萨却退回房间,发表感慨。对面房间独处的老妇人是她的理想化身。在这“存在的关键时刻”,通过另一个人的死亡,她消除了对年老和死亡的恐惧,得到了彻底的自我宣泄。“在记忆的苍穹里,她真实的自我被牢牢地紧锁,世人是永远不知道的,也永远不会理解和接纳的。”[4] 在伍尔夫笔下,无论是意识清醒的还是精神错乱的,对周围的事物都极其敏感,即便是普通事物也会使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史密斯代表着与克拉利萨相对立的平民阶层。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在法国作战,但残酷的阵地战使他患了弹震性精神病,战后濒临疯狂,终日惶恐,拒绝与外界交往,专注自我。一日他突然失去感觉,这种可怕的内心感受逼其再寻庇护与异邦女子露西结婚,只因她编织时表现的非凡的创造力使史密斯觉得生活还可被修复。在婚姻中再一次得到稳定的 社会个性后,他的 内在自我却深深自责“他娶了她却不是出于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