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docVIP

PAGE PAGE 1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摘　要：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其从政治经济到城市人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加快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使得重庆城市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158-02 　　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重庆城市化发展速度相对其他地区较慢 　　在国民政府还未迁都重庆以前，西南地区经济总体上是落后的。西南地区多山多丘陵，风气闭塞，交通不便。成渝铁路虽已开工，但仅修了川北段用于运煤。至抗战爆发，都没有一条完工的铁路[1]238-239。而位居西南的城市重庆则地处四川盆地的东部，地控长江上游，城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重庆地区地形复杂多样，降水充沛，热量较西部地区更为丰富，为中亚热带湿润气候。纵贯全境的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丰富的煤、天然气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2]50。 　　重庆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城市，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重庆城市发展的基础。重庆城市商业的发展是以整个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嘉陵江流域的川中、川北、川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重庆城市发展的程度。重庆具有转变成为近代经济中心的自然条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内在动力。而19世纪末重庆开埠，则加快了这个转变过程。可以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重庆商业贸易中心的形成时期。而最能反映这一变化的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和贸易额的增加。重庆进口货值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中进口洋货值从1875年的15.6万两，增加到1906年的1482.3万两，增长了94倍，增长幅度之大，是十分惊人的。出口土货的发展持续稳定上升趋势，没有如进口洋货那样大起大落。这表明，重庆市场一旦与外部市场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后，其内部商品经济就在流通中稳步发展，重庆担负起了四川商品流通中心的作用[2]120-122。但重庆此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武汉、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城市进行比较，则相对落后。以重庆和武汉的比较，截止到抗战爆发，重庆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仅有77家，资本总额才880万元，平均每厂不过11.4万元[2]208-209。商业也主要是棉货等初级日用品业。而1936年底，武汉共有民营工厂516家，其中汉口408家，资本总额3　982.7548万元，年产值15　756.66万元；武昌58家，资本总额588　588.66万元，年产值2　342.9273万元；汉阳50家，资本总额153.32万元，年产值754.074万元。另有公营工厂20家，这些工厂包括水电、冶炼、化工、轻工、纺织（仅6个大型纱厂即拥有纱锭27万多枚）、机器、电器、木材、食品军火、交通等门类，形成了较完整的近代经济体系布局[3]493-494。由于近代以来重庆商业，尤其是区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导着重庆这座传统的城市走上了近代城市化的道路，但是相对于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城市而言，重庆城市化发展是相对缓慢的。 　　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继续抗战 　　重庆与东南沿海城市相比，虽然区域内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和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其优势条件较西部其他地区还是比较明显的。重庆地区及其周边区域有众多河流，水网丰富，有黄金水道长江、嘉陵江、涪江等多条河流。这些河流也贯穿着四川盆地、陕甘、滇北、贵州等地区，是整个西部地区名副其实的最大水运中心。尤其是黄金水道长江的存在，使得重庆成为了沟通西部和长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的水上枢纽。抗战之前，重庆为中心的公路网就已经形成。国民政府曾先后修建了川黔、川湘公路和川陕、川康、川鄂的部分路段，保障了没有铁路运输情况下的陆上运输。且自古以来四川盆地就物产丰富，“吾川矿业之丰，在全国实鲜伦比，如川省西部五金俱全……巴蜀盆地则无地无煤。”[4]20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军队虽在抗日战场胜少负多，但在河北、山西和上海等地都进行了顽强抵抗，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和顽强意志。1937年10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此次会议后就正式确定了以西南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将重庆这座城市作为国民政府的驻地，即确立重庆为今后抗战的战时首都。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并于次日电告前线将士。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随从10余人动身前往重庆，他们由南京登永丰舰，17日晨溯江西航，19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