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_貨幣的二元角色.docVIP

PAGE PAGE 1 王五一_貨幣的二元角色 　　最近聽到一則有趣的傳聞：澳門有百姓拿著賭場裡的籌碼，到街上的士多店裡可以買出東西來。籌碼成了貨幣。 　　此事若真，也是小事一樁。就事論事，不難規管，不難解決。然而，這件小事的哲學象徵意義與學術暗示效果卻非常巨大。把眼光從澳門移到華爾街，放眼望去，整個世界金融市場上，貨幣與籌碼，原本就是難以分得清的。 　　可憂的不是籌碼變為貨幣，而是貨幣變為籌碼。 　　四十年前的1973年，為戰後西方經濟帶來了黃金時代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終於崩潰。“錢”字的“金”字旁從此成為歷史。國際貨幣體系，象個浮在空中的大氣球，原來由一個大金砣子墜著，此刻，其間的連線被一刀斬斷，氣球隨風而去。貨幣由金錢變成了紙錢，貨幣之價值的本質來源——稀缺性，便隨之消失。當貨幣已不再是人們辛辛苦苦地從金礦、銀礦、銅礦中開掘、冶煉、鑄造出來，而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從印刷機中印出來的東西時，人類的生活將會因之發生哪些變化，我們迄今仍未完全搞明白，因為，它滿打滿算，才四十年的歷史。貨幣理論家弗裡德曼曾驚呼：“在世界史上這是第一次，所有主要國家的貨幣都是不兌現貨幣。它不象過去個別國家常常做的那樣，只是應對危機的一種臨時性措施，而是一種永久性的貨幣制度。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開始了前途未蔔的旅行。” 　　佈雷頓森林體系並不是被“改革”掉的，而是在客觀經濟規律（此一規律在60年代被一位叫特裡芬的美國經濟學家揭發了）之不可抗拒力的作用下自發崩潰的。當它突然從世界的經濟生活中消失的時候，人們還沒有準備好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它。於是，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西方世界開始在貨幣制度上“摸著石頭過河”。美元與黃金徹底脫鉤的第三年，1975年，第一次七國首腦會議召開，討論的核心議題是匯率——紙與紙之間的數量關係。與此同時，匯率問題登上了學術界的大舞臺，並迅速取得了主角的地位。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國際經濟學，從宏觀經濟學中分離出來。一張黃紙可以或應當換幾張白紙、幾張紅紙、幾張綠紙？這應該由市場來決定，還是由政府來決定，抑或是由政府間的談判力來決定？誰也說不準。自由浮動匯率、有管制的浮動匯率、聯繫匯率、釘子匯率、官定匯率等等等等，先後登場，各呈異彩——全球所有的經濟體都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在新體系下立腳的匯率制度。 　　國際貨幣制度，在西方跌倒在西方爬起來。貨幣失金，安知非福——西方的經濟學家們首先發現了貶值的妙用：一國貨幣的貶值，會使該國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處於有利地位——本國的產品在國外市場上賣得更便宜、更有競爭力了；而外國的產品來到本國市場上賣得更貴、更沒有競爭力了。從國際投資的角度看，本國投資者在國外賺的錢，匯回國來更值錢了。從國際借貸的角度看，本幣貶值意味著本國借外國人的本幣債務會縮水。這麼多好處！ 　　於是，大地平沉，虛空粉碎，國際貶值競爭的機器啟動起來。你貶我也貶，“窮富交征貶”。於是便有了QE來QE去的這許多QEs。 　　然而，國際貶值競爭，雖說是“競爭”，卻並不是徹頭徹尾的自由競爭。誰貶誰升，並不完全是純經濟的。叢林世界的狼羊秩序，投射到國際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它的倒影：強國的貨幣越來越弱，弱國的貨幣越來越強。 　　在國際貶值競爭愈演愈烈的背後，是越轉越快的各國中央銀行的印鈔機。競爭的真正後果，其實並不是那些並不醒目的“紙—紙比例”的變動，而是“紙—物比例”之千國一律、日復一日地“貶”。一種“紙”，與另一些紙相比，可能有強有弱，但所有的“紙”在“物”的面前，都千紙一律地越來越弱。經濟學關於貨幣升值與物價下降同步、貨幣貶值與物價上升同步的教條，徹底破產。同時破產的還有傳統的商業週期理論。無論是衰退、危機、復蘇、繁榮，無論是哪個階段，物價照漲不誤。通貨膨脹成了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通病。 　　外匯市場在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戰場的同時，也成為了布衣商家們的賭場。它在設計上並不是賭場，然而，它必然變成賭場。有市場就有價格，有價格就有波動，有波動就有風險，有風險就需要避險。匯價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劇烈的波動，不僅使那些產品要在酒窖裡存放二十年以後才能上市的釀酒廠需要把匯率風險的考慮納入自己的經營戰略；即使是今天進麵粉、明天出麵包的食品加工廠同樣也有外匯風險。匯價瞬息萬變，幾乎把所有的商家，直接或間接地裹入了外匯市場的風險體系當中。於是，外匯期貨應運而生，以圖讓人們規避風險。然而，有風險就有機會，有套期保值就有投機套利，有求保險的就有敢冒險的。賭徒們看中了這個新賭場，大筆的錢流了進來。如今每天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額，其中絕大多數被用來從事或投機或套利的錢炒錢的賭博勾當，而真正用於實體經濟支付活動的外匯交易，只占個零頭。 　　外匯市場變成了賭場，貨幣變成了籌碼。 　　紙錢制度必然導致各國中央銀行不斷地在貨幣發行量和利率政策上“瞎折騰”。此一折騰為商家們既帶來了利率風險，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