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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红利的国际比较与测算 　　一般认为，中国人口红利自1990年开始出现；随着抚养比由降转升，人口红利到2010年出现拐点；2030年左右中国将失去人口红利。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引发众多学者对人口红利式微下中国经济能否平稳增长的担心。研究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及各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对经济“新常态”下未来的发展方式的选择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在“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初期，研究测算“全面两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也具有较强的前瞻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人口红利源自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布鲁姆和威廉姆森（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在1970―1995年间的高速增长时，发现人口结构的转变可以解释其三分之一的增长。[1]此后，布鲁姆等（2002）正式提出了“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其意义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形成低抚养比、高储蓄率、高投资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2] 　　中国学者对人口红利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蔡?P、王德文（1999）对中国1982―1997年间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分解，认为劳动力数量贡献为23.71%，人力资本贡献为23.70%，劳动力的转移贡献为20.23%。[3]蔡?P（2004）的研究指出，中国较低的抚养比使劳动参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同时提升了储蓄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并预测2010年人口红利将迎来拐点。[4]蔡?P、王德文（2005）的研究将人口红利从劳动要素中剥离，指出1982―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20.1%，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四分之一。[5]陈友华（2005）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口红利期相对短暂，2030年后就将面临人口负债，建议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6]车士义、陈卫、郭琳（2011）的研究将劳动力素质纳入模型，测算出1978―2008年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贡献占10.4%，总人口增加占6%，人口结构改变占3%。[7] 　　2015年，世界银行《长寿与繁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报告指出：东亚、东南亚经济体普遍拥有人口红利窗口，但面临着比欧美更快速的老龄化问题。[8]高比重的适龄劳动人口经过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逐步迈入老年，较低的生育率又使得新增劳动人口不足，造成了比发达国家更快的老龄化速度。西方学者常常喜欢用“人口红利”、“人口悬崖”、“人口危机”等受政治家喜爱的词汇，但是所谓“人口红利”本质上不过是向未来的借贷。 　　二、人口红利的国际比较 　　（一）国际比较的目的和对象的选取 　　本文选取人口转变早于中国30多年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作为比较对象，总结利用人口红利的经验、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同时，将年轻的人口大国印度作为潜在竞争对手，对比分析中国和印度劳动力的数量与素质，以说明中国与印度人口红利对两国未来经济增长与竞争力的影响。 　　在国际上，一般选取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主要指标，其定义为依赖型人口（14岁以下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之比，抚养比低于50%即为人口红利期。图1为中国、印度、日本、韩国1960―2014年抚养比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与韩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印度即将进入人口红利期，日本已经失去人口红利。 　　（二）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奇迹与人口红利 　　1.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奇迹，中国人口红利已出现拐点 　　日本人口红利期开始于1963年，1991年达到抚养比最低点，2005年人口红利消失，前后持续时间约为42年。在经历1986―1991年的泡沫增长期后，日本进入“失去的二十年”，该时点恰好与人口红利拐点吻合，这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后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的担忧。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人口出现爆发性增长，1955―1963年间新增人口758万人，此次“婴儿潮”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1960―1996年间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战争的废墟转变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被称为“汉江奇迹”。韩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中国同步，人口红利开始于1987年，2009年左右抚养比开始上升，据韩国统计厅预测，韩国人口红利将于2025年前后消失。 　　中国抚养比在1988―1994年间一直在50%左右，1990年首次向下突破50%，人口红利窗口打开；此后，抚养比逐年下降，2010年到达最低点34.2%；2011―2014年，抚养比逐年上升。按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预测，2030年左右该数值将上升到50%。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约为40年，与日本、韩国相近。1978―2010年，中国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9.87%，持续三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