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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研究 陈若冰 2013-1-8 17:00:06　　来源：2013-1-7 人民论坛（总第388期） 　　【摘要】通过分析若干女性农民工的访谈发现，她们法律意识的自主性有较大提高，但这种法律意识带有矛盾性和分裂性，表现为对法律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认知，法律认知的“碎片化”与法律意识的扭曲，权利意识的模糊与义务意识的厚重。这些都体现了女性农民工现代法律意识建构的分裂性、艰难性、复杂性与长期性的特点。　　【关键词】场域变迁；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　　2007年12月12日，女性农民工李梅诉江西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在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立案。通过诉讼，用工单位和用人单位两家公司达成协议，同意给7000元作为补偿。加上病假工资，通过诉讼和调解方式，她共得到了近1万元的赔偿。经过法律诉讼实践洗礼的李梅说：“我已经知道法律能保护人了，它是一种武器，它能够替我撑腰。”①　　这表明在现代法律运行较为成熟的城市场域，女性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也呈现出新特点，其主体性、女性意识乃至实践能力都在增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法律实践的行动者，很多女性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后，主动维权，一些女性农民工已经逐步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她们践行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理念，在法律实践中检验着法治的良善的同时，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即便如此，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与现代法治的理想要求仍然相差甚远，女性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依然处于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之中。　　法律价值二重性的分裂　　女性农民工对法律价值与使用价值属性的认识在用人单位生产体制的干预和控制下产生了分裂，建构了女性农民工的法律公正意识与法律无用意识并存的意识“悖论”。例如，“按照现在的法律是应该给我们交保险的……对吧，保险这一块，还有那个(想了想)什么合同，合同这一块也是要签的”(晓丽)。②晓丽知道按照法律，单位应该与其签合同，给她交保险，虽然法律认知水平比较低，不知道签什么合同，但也表明女性农民工能够感知到法律的存在，也认可法律的公正性。然而认为法律的公正与现实之间是“两码事”表明从事餐饮业的女性农民工对法律的价值属性与使用价值属性的认识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　　统合这种分裂的是其道德意识中的“人情信任”，对于老板不愿签合同、不愿支付加班费等违法行为，女性农民工用内化的道德意识为这种违法行为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例如，“店里杨总这个人，还比较好，还可以”(晓丽)。③“餐饮没有加班不加班的，餐饮行业没有加班费。事先说的就是没有加班费，只有底薪加出勤奖和开瓶盖费”。“我们没有要求过加班费，餐饮不像厂里上班，一天到晚的干，有客人时就忙一点，没有客人的时候就不忙”(小春)。④　　运用女性农民工自身的逻辑来分析，因为老板人好，所以不签合同也没有关系，老板不会不发工资，对于劳资双方事先约定好的事情，不管约定是否违法，都必须遵守，即使这种约定会给自身带来不公平，事前约好的事情在劳动过程中还是要遵守的，不能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有人把女性农民工与单位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道德化的契约关系”，它不是仅仅以“劳务合同”为载体的法律契约关系，甚至可以在不存在“劳务合同”的情况下，成为建立在劳资双方“共识”基础上的“事实性雇用关系”。　　这种“道德化的契约关系”，排除了法律在女性农民工单位场域的应用，用人单位利用女性农民工传统道德意识中浓厚的“忠”“信”“义”“礼”意识，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使得掠夺和剥削在女性农民工那里变得“合情合理”，并且使得女性农民工主动为用人单位的这种违法行为进行道德开脱。　　法律认知与生活实践的分裂　　女性农民工对法律的了解具有不完整的“片段性”。例如，小春具有劳动法的认知，但不知道依据什么法律和单位签合同，说不出劳动合同法的名称：“知道有劳动法，知道要与用人单位签合同，但是签合同的法叫啥名，俺不懂”。⑤此外，小春知道法律规定单位应该给员工交社会保险，知道有综合保险，但对于综合保险包括哪几种保险缺乏了解：“没有听说过工伤保险，俺以前在电子厂没有谁工伤……按照法律，老板应该给俺交保险，对吧，好像是叫综合保险，俺在工厂上班的时候老板就给上了医疗和养老保险……怀孕的话就辞职了，没有工资也没有产假，结婚也辞职，怀孕的也辞职，都走了没人上班了，辞职就不干了，肯定没有工资，要么就是生完孩子再回来上班”。⑥由此可见，女性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的认知一知半解，具有“碎片化”的特点。　　女性农民工基于这种“碎片化”的法律认知，极易形成扭曲、错误的法律意识。例如，“《劳动合同法》，嗯，就是咋签合同……签合同的话，被老板开除(辞退)能多领点钱，不签合同的话，老板不赔钱那就没话说”(香晴)。⑦她将劳动合同法理解为如何签合同，认为签合同就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