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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竞争的权力结构限制与中国技术标准战略 　　围绕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日益成为市场主体间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动态博弈。中国技术标准战略具备成功的基本条件并取得初步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市场和标准制定体系两方面的权力结构限制。中国企业在国际技术标准体系中的地位只能通过符合权力结构的长期博弈逐渐得到改善。 　　中国的技术标准战略目标 　　中国技术标准战略的核心任务是要提高中国技术标准的适应性和竞争能力。根据官方的规划，中国要在2020年左右彻底扭转其国际市场上标准进口国的地位，成长为一个技术标准输出国。简而言之，中国的技术标准战略要使由中国企业发起、由中国政府支持的技术标准获得市场的认可，突破原有技术标准结构下的市场限制。另外中国要参与到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权力核心中，在未来技术标准制定的游戏规则中发挥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技术标准战略面临的权力限制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角度看，技术标准的全球竞争是一场国际范围内的权力游戏。 　　标准、编码与权力 　　标准的建立，提高了关于产品和工艺信息的编码化。当技术标准作为一个社会的公共产品出现时，它使不同要素或系统之间通过遵守共同的标准体系而实现兼容互通，它构成设备系统有效运行的前提，有助于降低厂商之间、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信息成本，起到了规范技术发展和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作用。但当技术标准是以产权面目出现，以竞争的方式出现时，其权力的意含更加浓厚。 　　在计算机网络时代，标准作为共同的编码使无数一致化的单元构成了庞大的网络系统。Garcia 和 Burns 认为,标准建构了为共同认可的一组含义、文字以及规则，它能够引导行为并规范相互关系。标准通过高度压缩和简略的格式赋予重要的信息以形式。通过彰显机会和限制选择，标准使交连互动成为可能，减少了交易成本，增加了系统元件的价值。 　　曼纽尔?卡斯特（Maunel Castells）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阐述了编码与权力的关系。他说，真正的社会支配源自下列事实：即文化编码已经嵌入社会结构里的方式，使得持有这些编码便形同开启了通往权力结构的道路。技术标准就是一种技术体系中的体现权力的编码。技术标准是人类生产和消费关系从工业时代发展到网络时代的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控制和限制，是人类权力斗争达成的契约。这种契约有助于巩固存在于技术领域中的权力关系。 　　观察全球市场竞争，技术标准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力是显著的。仅靠创新、设计领先和价廉物美都无法保证一个企业或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占优者属于那些能够创建技术标准并获得市场认可者。那些能够创建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并控制广泛的、快速流动的、竞争性生产市场的经济行为体可以获得国际竞争力。 　　微观权力视角下的技术标准竞争 　　可以看出，全球技术标准竞争的主要战场在信息产业。一方面信息技术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是当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及其产品有一些权力结构特质的技术特性和经济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技术标准更显示出权力特征。 　　根据熊彼特（Schumpeter）竞争理论：创新来自于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厂商的研发投入，能鼓励他们继续下去的是超额利润的激励。如果模仿使技术得以扩散，超额利润就会下降。为此，技术的拥有者让技术投入并不大的标准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早期通过较低的价格和市场占有策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采用其标准的系列技术产品，从而建立了安装规模。路径依赖可以使用户的转化成本提高因而被锁定在永久消费者的位置上。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化，提高了模仿的产本，让其他的竞争者很难从他们手上获得市场份额。 　　知识产权化的编码保证了技术优势可以获取暴利。标准相对于核心技术创新实际上是一个载体。对技术标准的控制就是对载体的控制。实际上在通用的科学知识和个人掌握的知识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边界，但知识的拥有者一定要控制这个边界。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实际上为其核心创新划出了一个控制利益溢出的边界。“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反映出这样一种权力结构。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争夺在信息技术领域形成了许多事实标准。跨国公司不愿将其公共产品化，反而将技术标准和专利紧密相连，让其成为具有明确产权特征的商品性的代码，技术标准变成跨国公司拓展权力和财富的新工具。 　　宏观权力视角下的技术标准竞争 　　技术标准属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结构性权力是指能够决定事情如何完成的权力，决定框架内游戏规则的权力。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权力并不直接决定物质权力的多寡，而是决定了财富和物质权力汇聚的方式。技术标准成为一个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 　　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的技术就很有可能成为国际技术标准，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