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分析normativeanalysis-中欧法学院旧站-中国政法大学.pptVIP

三是成本—收益分析解决了部门利益集团理论的难题。 利益集团理论暗含一个很强的前提假定，即国会和总统默认或许可监管机构通过监管将资源转移给了部门利益集团（斯蒂格勒命题），并没有带来公共福利的最大化。 这个假定的合理性在于，规章虽然要通过“公告—评论程序”，但监管机构被利益集团牵制并满足其偏好，产生了监管“俘获”。 加利贝克尔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的讨论和应用，在政治选择模式中是对利益集团理论的一个解释和挑战。成本—收益分析将监管的总成本和总收益信息透明化。 如果没有净收益，监管机构就不可能提出一个重要规章草案； 即使提出了，也可能遭到OIRA否决；即使通过了提交国会，也可能遭到国会否决。 在没有规章作为监管依据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就不可能实施监管，利益集团难以操纵监管机构。 3、对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批评与质疑 学术批评者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和有效性均值得商榷。监管机构在制定规章时，应拒绝使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这些批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人愿意支付（Willingness to pay）的标准不好确定。成本—收益分析实际是按照集合的个人愿意支付这个唯一标准对价值进行排序，并参照这一标准评估监管行为，但它忽略了某些重要的变量。 第二，未能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在市场上，实际上是否“愿意支付”，是计算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即这一标准取决于个人的支付能力。对穷人而言，即使他们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