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社会习俗的关系.docVIP

唐代科举与社会习俗的关系 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但科举制真正开始成熟起来，则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千百年来，科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影响，但在这里，我想就社会习俗方面的影响做一些补充。 隐逸之风 在封建社会里,人生的价值就是侍君报君,文人们皓首穷经,以图跻身仕途。但往往是虽身居官场仕途，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虽身在朝野，却无法与统治者达成默契。这些文人们心灰意冷，逐渐淡却对仕途的满腔热情，只希望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由于隋末唐初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士阶层对于政权更迭的现实局面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群人积极入仕，参与到新王朝的建设之中；另一群人则选择归隐山林，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归隐之风。面对人才急剧流失，政局不稳定的局面，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中央吏员大量空缺的情况，制举就是由帝王出面进行调整的措施，并因此和唐代文人的隐逸之风结下了特定的关系。 最早的制举诏是武德五年三月的，诏云: 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弘风阐教，设官分职，唯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批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意在搜杨，理宜精擢。是以贡士有适，爰致加锡之荣；无益于时，必贻贬黜之咎。末叶浇伪，名实相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职于是隳废。朕膺图御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恒典。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宣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吏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陈其艺能，当加赏擢，授以不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制举已经开始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里出现的如“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批褐怀珠”等术语。这是对卷怀深藏之士的习称，并被唐以后历代帝王所沿用。从这以后，帝王们在下达诏书时，都习惯在前面加上诸如这样的词语来修饰那些隐逸的文人们。 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虚有其表，故弄玄虚之感。但实际上，以“旌贲丘园”名义开头的制举诏书，就已经把那些文人们纳入“隐士”名下，反而成为了帝王为这些身份庞杂的士人们所举行的锡名仪式。最初可能认为是由于唐代隐逸之风推动的制举的发展，但是现在看来，倒不如说是制举给这些隐士们提供了正名的机会，它不再是事后对隐逸现象的追认，而是预先以命名的方式宣告隐士现象的诞生。 古代教育 唐代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采取考试的方式就必然会对古代的教育产生直接影响。但在这之下，不得不提另外一个选拔制度，那就是童子科。顾名思义，就是选拔那些从小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儿童。唐代的童子科和科举制度中的其它科一样，有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方法，应试者的年龄和入选者的使用等都有条文限制。唐刚开始设置童子科时，规定入选者年龄必须在十岁以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到后来又规定“实年十一、十二以下”。考试内容，要求能一经以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并且要“自能书写者”。“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唐代的童子科有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它开始于唐太宗、高宗年间(公元627年—655年)，到了代宗广德二年五月，礼部侍郎杨绾发现童子科有使幼儿凭其小聪明而获官的可能，“恐成侥倖之路”。他奏请罢废了童子科。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童子科。下诏要每年都要考选年龄在十岁以下，通一经兼《论语》、《孝经》者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等一同考试。到文宗开成二年，皇帝下诏各道，禁止滥荐童子，“冀绝倖门”，但“虽是有命，而以童为荐者，比比有之”。可见当时推荐神童以应特科，已成为社会风气，虽天子有令也难禁绝。到宣宗大中十年，对荐送童子又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保证童子科的质量，申饬诸道“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果选送那些年龄已过，并且才学平平之辈入京参加省试，那么“本道长吏亦议惩法”。可见，童子科的设立经过很漫长曲折的过程，但显然采取极端的取缔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找出纰漏并不断完善。 婚姻观念 门第观是封建婚姻观念的核心思想，尤其是魏晋以来门阀势力的恶性发展，建立在士族政治之上的门第婚姻更为普遍化和制度化，门第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和日益完善，沉重打击了门阀的势力，其政治地位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