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教授讲座 -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PPTVIP

如何选题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很多人可能知道，我一直在做制度、产权，尤其是农地产权方面的研究 2014年开始我主持国家自科重点项目——将农地产权与要素流动结合起来研究转型问题——重点是三个且相互关联的领域： 农地产权-要素流动（劳动力、投资）-结构调整 农地产权-要素流动（农业服务）-农业分工 农地产权-要素流动（农地等等）-合约安排 研究农地产权，不得不关注“农地调整”——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 一、从前期的研究说起 所以201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3期 这篇文章诱发了后期一系列的文章和两本书 产权理论有个重要判断——产权（安排）是重要的 产权明晰——排他性（约束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租金耗散） 产权稳定——可预期（激励长期的生产性努力，避免短期行为） 既然产权稳定如此重要，为何中国的农地调整成为常态？ 国家强化地权稳定的政策导向与普遍存在农地调整的现实，构成了中国农地制度运行中的重要反差 所以有了这样的选题——农地调整的机理分析 * 研究结论： 进一步的问题：既然农地调整是个“常态”，那是否带来了很坏的结果呢？（我们以前做过“低效率的制度为何会长期延续”）——这是一个新的选题及其扩展 在中国，讨论地权稳定问题，很容易联想到两个话题： 一是农地流转及规模经营 二是农地的所有制 一类主张：产权稳定——私有制——能够促进农地流转 日本的土地私有并没有有效导向规模经营；法国大革命后实行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则形成了小规模农户经营的格局 很早以前我就有一个猜想：对于农地来说，所有制、私有产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我的判断：产权是重要的，但没有预期的那么重要 * 制度绩效是针对制度目标而言的。 产权的绩效涉及三个方面——行为主体目标、宏观经济目标、国家政策目标 产权调整，总体上保证了农民的土地依存（主体目标）、维护了地权公平（政策目标）——但是，它能够满足国家粮食安全的宏观经济目标吗？ 一个事实：2004-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 两者有关系吗？一个天赐良机——学界并未对“十二连增”给予学理的解释（极少文献做了要素贡献分析） 如何解释“十二连增”的生成机理？因为，耕地在流失、劳动力在快速非农转移…… * 背景与常识 （1）从学理上讲，如果地权不稳定（农地调整），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农户往往倾向于短周期类作物的种植 （2）中国农业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刚性约束，将迫使农户选择节省劳动力的作物种植 常识：短期作物包括粮食作物、部分经济作物（比如蔬菜、棉花等）——相对来说，作为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需要的劳动用工量更多、管理精细程度更高 推论：在产权不稳定、劳动力成本约束下，粮食作物对于农户显然具有比较优势——揭示种粮的机理 * * 一年多时间在《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农业技术经济》《学术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南方经济》《改革》发表10多篇论文 前述表明，地权不稳定（农地调整）会带来预期不足，诱导种植行为的短期化，进而带来了农户的“趋粮化”——结构调整效应——横向扩展 反过来再思考：地权不稳定诱发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必然导致要素重新配置——要素流动效应——纵向延伸 可见，好的选题，是一连串的话题——能够形成系列论文 由地权不稳定，进一步讨论农业劳动、劳动替代（资本与服务）、农地流转（服务外包抑制农地流转）…… 仅举一例——《农地调整会抑制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吗？》，《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7期 * 二、进一步的延伸研究 农地调整隐含着重要的行为发生学意义 农地调整被视为农地产权不稳定的重要表象 农地调整是一把“双刃剑”，具有维护集体成员权公平和破坏经营权稳定的双重性。 由此引发的行为响应是：既然农地调整是追求地权公平的常态事件（经营权不稳定），那么农户必然因此做出相机决策 一个现象：农地调整频发 VS 劳动力非农转移频繁——两者并存——应该进一步挖掘农地调整的制度经济学含义 * 我们的研究表明： 农户的行为响应能够使农地调整的作用机制发生重要转变 一方面，农户改变农作物种植类型（短周期作物），能够弱化经营权的不稳定；粮食作物（进而服务外包）则能够节省劳动而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另一方面，家庭收入结构的非农化，则降低了农户对农地经营的依赖性，从而使得经营权不稳定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作用趋弱 基于全国9省（区）2704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农地调整会促进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其中，种植业结构的“趋粮化”强化了农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正向激励，工业化与非农就业空间扩展则弱化了农地调整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约束 可见，农民对地权不稳定能够进行有效响应，并由此进一步诱导要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