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包含道文化因素的墓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docVIP

隋唐时期包含道教文化因素的墓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道士墓志，另一类为信仰道教的民众墓志。对于道教文化研究而言，后者更具有史料价值，因为它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民间信仰的真实状态。但略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带有道教文字及符号的民众墓志与“敕告文”等镇墓文石刻的区别多认识模糊，[1]从而影响了对其所反映道教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本文所欲探讨的吴通墓志，作为道教民众墓志与“敕告文”等镇墓文石刻之结合体，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吴通墓志，全称《大隋洺州广年县令故吴明府墓志铭》，近出河南洛阳。志石一合，志盖阳文刻篆书“大隋故吴明府墓志铭”9字，3行，行3字。志盖三行篆文之间又有隶书小字两行，内容为六月、九月两次筮占，及劝诫后世掘墓者的镇墓文字若干，他志殊罕见。志石高广57厘米，凡14行，满行15字，共计208字。志文记载了隋初洺州广年县令吴通的家族世系及宦绩功业，尤以墓志所反映出的道教文化内涵，不乏有益于学术者。今拟证之以传世文献及碑志材料，对该墓志略作考证，以期于隋初道教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为行文之便，先誊录志盖及志文如下：　　志盖：　　大隋故吳明府墓誌銘　　萃，六月卦，大吉之。　謙，[2]九月卦。塟後壹遷捌/百年，吳奴子所發掘。誡吳奴子厚塟之，得大吉昌。　　志文：　　大隋洺州广年县令故吳明府墓志铭　　天帝告地下塚申王氣、五方諸神、趙子/都等：大隋開皇廿年歲次庚申十月丁/巳朔廿九日乙酉，君諱通，字僧伽，勃海/安陵人也。祖宜，趙州司馬。父齋，幽州長/史。君齊徐州散騎，開皇三年，勅使郃陽/公梁子恭版授洺州廣年縣令，至十七/年九月遘疾，春秋八十有八，終於家第，/與夫人謝氏葬於洛城西南十里營墳。/恐谷徙山移，乃為刊記：生值清真/之氣，死歸玄宮。翳身冥鄉，潛寧澄虚，辟/斥諸禁諸忌，不得妄為害氣，當今於後/見世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備七德，生/生富貴，興王無窮，壹如土下九天律令。　　志主吴通，及祖吴宜、父吴斋，不见传世典籍所载，可补史阙。志谓吴通勃海安陵人（今河北吴桥县北），曾官齐徐州散骑常侍，开皇三年（583），敕使郃阳公梁子恭版授洺州广年（今河北永年县东）县令。散骑常侍，魏文帝黄初年间合散骑与常侍二官而置，侍奉禁内，掌劝谏之事。历代沿设，北齐属集书省，仍习旧职，掌讽议献纳，兼以出入王命，职位不显。梁子恭，史有所载。《隋书》卷七十三《赵轨传》云：“（赵轨）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绩连最。持节使者邵阳公梁子恭状上，高祖嘉之，赐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征轨入朝。”《旧唐书》载同，并记其事在开皇中。时持节使者梁子恭巡行州县，察长吏贤不肖，礼高年，赈穷乏，故有张轨入朝及吴通版授县令之事。版授，即版授高年，系盛行于北朝时期的一种旨在善待耆老的职官除授制度，规定有德望之老者在一定年龄授予相应虚衔官职。如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正月，“甲戌，诏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及民七十已上，节级板授官”。[3]?隋承前制，杨广大业元年（605）诏书：“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4]?大业七年（611）又诏：“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5]?按，开皇三年吴通版授县令，时年七十四岁，年龄及除授职官大体符合北周版授之制，反映了隋初版授制度的真实状态。墓志最后云吴通开皇十七年（597），享年八十八岁，卒于家。逆推之，吴通当生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历北魏、东魏、北齐及隋四朝，可谓颐年有道。　　与志文所载史实相比，墓志形制及文辞内容所反映出的道教文化内涵更为值得关注。　　首先，吴通墓志在形制上所蕴含的宗教意识与道教有关。　　与其他隋志有别，吴通墓志盖三行篆文之间又有隶书小字两行，内容为六月、九月两次筮占，及劝诫后世掘墓者的镇墓文字若干。稽之已见墓志材料，在志盖处书写劝诫文字的现象于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如北魏济阴王元郁墓志盖即有“仰为亡妣用紫金一斤七两造花冠双钗，并扶颐，若后人得者，为亡父母减半造像，今古共福，安不慕同”[6]?等文字。但如吴通墓志这般以筮卦推演来震慑掘墓者的现象，可谓鲜见。　　而且与墓志盖相对应，吴通墓志正文四周刻有后天八卦及筮数互体卦画符号若干，间配以隶书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干支，与式盘、铜镜等器物上的同类符号相对应，无不反映出极为浓厚的道教文化因素。相类图案，目前仅见于隋开皇二十年（600）马稚墓志盖。[7]?二志刊刻时地一致，道教风格相类，志文又同为隶书，推测二志书丹及刊刻当出于一人之手。　　此外，吴通墓志文的第一行“大隋洺州廣年縣令故吳明府墓誌銘”用篆隶杂糅书体书写，与志文整齐划一的隶书明显有别。按，这种志文中篆隶真书杂糅的现象习见于北朝墓志，如北魏孝昌二年（526）《寇治墓志》、《寇偘墓志》等。已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道教信仰有关。[8]?应该说，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