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名着一.doc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名著 《古诗十九首》苏李诗《孔雀东南飞》秦刻石《淮南子》《史记》《盐铁论》《韩诗外传》《汉书》《三国志》 《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抱朴子》《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古诗纪》《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古诗选》 《古诗源》《采菽堂古诗选》《八代诗选》《汉魏乐府风笺》《木兰诗》《七十家赋钞》《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 《弘明集》《文选》《古文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骈体文钞》《六朝文□》《燕丹子》《博物志》《十洲记》 《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飞燕外传》《幽明录》《异苑》《述异记》《续齐谐记》《文心雕龙》《诗品》《华阳国志》 《高僧传》《建康实录》《西京杂记》《搜神记》《拾遗记》《世说新语》《神仙传》《神异经》 《古诗十九首》 梁代萧统《文选》“杂诗”类的一个标题，包括汉代无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诗。它们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也不是一个有机构成的组诗。 “古诗”的原意是古代人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古诗”作品在梁代尚存59首（《诗品·古诗》），但今存仅30多首，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在梁、陈时，对“古诗”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已引起疑议。刘勰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枚乘）；其‘孤竹，(指“冉冉孤生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指曹植、王粲）所制。”(《诗品》)大约由于“疑莫能明”，萧统《文选》把所选19首诗都归之无名氏,然而徐陵《玉台新咏》却又把其中的8首确定为枚乘《杂诗》。这样，在大体肯定“古诗”为汉代作品的同时，对于其中是否有西汉枚乘、东汉傅毅、汉末魏初曹植、王粲的作品，究竟是两汉产物或者都是东汉作品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如明人王世贞就猜测其中“杂有枚生或张衡、蔡邕作”(《艺苑卮言》)。现代学者大多摆脱了前人成见的纠缠，主要根据《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指出它们“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并论证它们应是东汉后期安、顺、桓、灵帝年间,约公元2世纪的作品（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取得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外戚勾结擅权，官僚集团垄断仕路，上层士流结党标榜，“窃选举、监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既获者贤已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徐□《中论·谴交》）在这样的形势和风气下，中下层士子为了谋求前程，只得奔走交游。他们离乡背井，辞别父母，“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然而往往一事无成，落得满腹牢骚和乡愁。《古诗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写游子失志无成和思妇离别相思之情，突出地表现了当时中下层士子的不满不平以至玩世不恭、颓唐享乐的思想情绪，真实地从这一侧面反映出东汉后期政治混乱、败坏、没落的时代面貌。 抒发仕途碰壁后产生的人生苦闷和厌世情绪,是《古诗十九首》中游子诗的共同主题思想。这类诗普遍写到人生寄世，如同行客，寿命短促，而穷贱坎坷。由此引出的不同处世态度，则构成各诗的具体主题。“青青陵上柏”劝人安贫达观,知足行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不必羡慕王侯权贵穷奢极欲的生活；“今日良宴会”则反语嘲弄，劝人钻营要职,攫取高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常苦辛”；“西北有高楼”感慨世无知音;“明月皎夜光”怨恨不讲交情;“回车驾言迈”讽劝珍惜荣名;“去者日以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