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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中国文化关系 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河南的地理位置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甲骨文、金文是我国古老的书法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 篆书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分大篆和由大篆简省形成的小篆。大篆流行于商周至战国时期，小篆流行于秦；隶书由小篆简化而来，形成秦，成熟于汉，故有“秦篆汉隶”之称。汉隶笔画出现波尾，字形比较扁平；章草是隶书的草写，流行于东汉；楷书由隶书演变而成，东晋臻于成熟；行书是楷书快速书写形成的略为放纵的字体，因它保留有楷书或倾向草书的笔意，故又有行楷和行草之分；草书是由行书简化笔画并连写而成，有的用笔奔放，体势连绵，称为大草或狂草。以上各种字体的书法，包括碑刻、拓本、手写卷轴等，构成了我国的书法艺术。 据文献记载，现今河南境内大部分地区，不仅是我国原始社会阶段夏族和商族先公的重要活动地区，而且是我国最早的两个奴隶王朝—夏王朝和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之一。所谓“禹居阳城”在现今登封县境内，“太康居斟鄩”在现今巩县境内，“禹都阳翟”在今禹县境内，“帝杼居原”在今济源境内，等等。近年在登封县告城镇北侧，找到了春秋、战国至汉唐连续使用的古阳城城垣遗址，出土了可靠的文字根据，中国这个称号与中州有密切联系。相传禹死后，其子夏启在钧台召集了四方酋长，宣告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建立。启把统治的版图划为九州，因为豫州处于九州之中央，所以古人把豫州叫做中州或中国。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中原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而政治经济的繁荣，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河南既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文化 艺术的中心。 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本身，有着广泛而宽阔的领域。八千多年来，华夏民族所创造传承的中国文化，包括学术、思想、制度、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科技和宗教等博大精深的内涵。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哲学的辩证统一，建筑的沉稳端庄，诗歌的一片天籁，绘画的气韵生动，武术的刚柔相济，禅家的洗心人静，中医的阴阳五行，书法都能兼收井容，丰富自身，成为中国文化领域中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文化是书法艺术生长的基础，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二者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吐纳其华，莫非情性。”文艺的每一个种类，都有其根源的意向，并在这根源上寻求某一形式表达对此根源的感情与领悟。书法艺术虽然是抽象线条与节奏的组合，但它那优美多姿的造型，“力士伸拳，金刚怒目”，“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联想，比文字叙述更能提供直接的体验。它也是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材料。只有把中国书法艺术放在中国文化的层次中进行考察，才能真正了解它丰富的内涵。但中国文化年深月久，浩如烟海，全面涉猎谈何容易。这里试用定点横断的方法，列举数例，说明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1)气度恢宏的汉赋与左右拓展的隶书 赋的形成曾受到骚的感召，骚对赋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理想性的抒发与政治性托寓的表现技巧是《离骚》的典型特征。《九章怀沙》写道；“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奴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这是对是非颠倒，上下易位的控诉。骚中神秘旅游的铺叙和上下求索的异域色彩，对赋的想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赋不仅讲求形式，也注重同类事物的推求和同类事物的变换，这种推类艺术所表现的恢宏世界，在文化史上突出显示了汉代大帝国恢宏的气度，推类的模式正反映了大汉帝国向四方扩展的轨迹。汉代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黄老之道已潜化其中，阴阳之说也深入人心。这说明汉代文化实具有兼容并蓄的宽宏气度，从而文学艺术，如书画辞赋等，都表现得质朴恢宏，气魄雄放。 隶书在汉代是作为官定正体而广泛通行的。但隶书的兴起，可以追溯至秦，以至更远的战国时代。湖北地区的云梦睡虎地就曾出土过战国楚简，其文字书写体势虽属大篆，而已带有很浓的隶意，并有明显的波磔。可见隶书应在大篆盛行的晚期。至秦代，隶书的雏形便在徒隶们中间广泛流传。隶书到了汉代，又在秦隶简化便捷的基础上，慢慢向汉代通行的正体字过渡。为了写得更美，才在主笔出锋时。加上一个向上挑的动作，并在入笔时取藏锋逆转之势，就出现了蚕头雁尾的形状。东汉隶书日渐成熟，尤其是桓灵时期，已发展到相当精熟的程度。字的形态端庄劲挺，法度森严，雍容大度，奇趣盎然，在书法史上形成了一代风范。如：《石门颂》（建和二年，即公元148年)，是汉代大型摩崖刻石。笔势瘦挺，意志恣肆，奇趣横生，如长枪大戟，结字雄伟舒畅，曾被认为是篆书的用笔，隶书的结体、行书的意态，是汉隶中的一朵奇葩。 《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即公元l65年)，为近期出土文物．结字宽博丰厚，茂密严整，用笔方折，气势雄健。碑阴书法在严整中又见恣肆，生动有致，被视为汉隶方笔流派的代表作。 《夏承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