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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国内外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致力于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微小企业等社会各层次主体，从首次提出发展到如今，其成效已十分明显。数字经济催生新业态、激发新模式，同时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便应运而生，这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新形势。数字普惠金融涵盖范围广，将科技融入进入金融，大幅地降低了金融的交易成本和微小个体进入金融服务的门槛，具体方式涵盖了小微信贷、消费信贷、移动支付等方式。但是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在中国仍是一种新型模式，关于它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及深入。

联合国于2005年首次提出普惠金融，帮助低收入人群改善他们的福利，减少收入不平等，通过金融渠道减轻贫困（Jin，2017)[1]。普惠金融有效地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NeaimeGaysset,2018[2];Tchamyou,Erreygers,Cassimon,2019)[3].普惠金融可以对低收入群体增加未来储蓄的可能性，帮助建立稳定的个人理财习惯(Han和Melecky,2013)[4]。同时普惠金融有利于加强金融深化，促使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力度，从而加速经济的增长(Mohan,2006)[5]。然而，2017年全球Findex数据库数据显示，全世界约有17亿人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这限制了金融业的发展为穷人提供潜在的提升机会。低收入和提供金融服务相关成本限制了的普惠金融效率（SevenCoskun，2016）[6]。

在普惠金融刚开始发展的几年中，也曾经面临如何平衡普惠的高效性和长期的可持续性的难题，金融行业引入了创新的数字技术（如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使普惠金融能够惠及弱势个人和家庭（MutungiMuhairwe，2018）[7]。超过40%的全球人口能够接触到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最贫穷的20%人口中，也有70%的人曾接触过移动电话（Yip等人，2007）[8]。数字普惠金融（DIF），利用数字金融科技和金融公司的演进，提供了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以负担得起和可持续的方式提供有限或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人（Gomber、Koch和Siering，2017）[9]。数字金融将传统商业模式中面对面的交易模式改变为不用碰面就可以交易的网上交易模式，与传统金融服务相比，交易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了，交易效率也明显提高（Zeng和Reinartz，2003）[10]。

由互联网提供商提供在线金融服务的服务公司迅速发展。中国的主要参与者，如阿里巴巴、腾讯和中国移动从正规的银行业和金融业为那些曾经被排除在外的人提供在线金融服务。首先，对于金融市场的微型主体来说，数字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公众和小型企业的金融交易成本，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电子金融是重要的发展手段，而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融资是改变商业模式的重要因素。（江小涓和罗立彬,2019）[11]。目前国内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多与收入、减贫效应相关。通过2015年数据可以发现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农村居民多维贫困以及多维贫困的脆弱性性，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居民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的，并且对于不同类型的贫困其促进效果也不尽相同（张栋浩等2020）[12]。基于京津冀数据发现，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居民比非普惠金融居民的收入差距高出全国同类收入差距21531元,而普惠金融政策覆盖范围越广，不同层次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小,同时还可以增强居民金融发展的协调性,增进居民程度,促进京津冀共同繁荣（尹志超等2017）[13]。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可以作为与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因素之一（宋晓玲，2017）[14]。2011-2015年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地理上呈现由东至西递减发展的整体趋势,但部分城市出现例外情况（葛和平和朱卉雯，2018）[15]。实际上，除了作用于不同收入群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另一重要作用对象是微小企业。数字普惠金融的地级市数据和微小企业的专利数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梁榜和张建华，2019）[16]。

在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基础上，近几十年来研究者们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做出了各种分析。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居民消费具有较高的相关性，1997年以来国内人均消费水平持续低迷的原因是在国内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占有的比例越累越大（方福前，2009）[17]。而制定并实施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可以促进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臧旭恒和张继海，2005）[18]。根据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房地产资产的增加可以明显带动家庭消费，但是现在中国的房价上涨对房地产资产的增加没有积极的上升作用。（黄静和屠梅曾，20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