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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杀令”看依法行政 　　行政处罚的“依据”必须而且只能是法律规定。它既不可是某个官员的命令，也不可是某些人的好恶或偏见。 　　 　　“封杀令”的法律分析 　　 　　日前，汤唯遭广电总局封杀成为舆论热点话题，而广电总局有关人士回应此举是：“对事不对人”、“只是不提倡再继续扩大她的影响力”等，但封杀汤唯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人们还是心存疑问。那么，广电总局是否可以对一个演员实施这种强制措施，这个“封杀令”是否背离了法治的精神呢？ 　　假如说汤唯的演艺行为确实违反了有关法律，广电总局当然可以对她进行处罚，只是处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意味着，行政处罚的“依据”必须而且只能是法律规定。它既不可是某个官员的命令，也不可是某些人的好恶或偏见。也就是说，对汤唯的处罚必须且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由法律外的任何因素来决定。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 　　但是，汤唯的电影或广告触犯了法律吗？或者说，我们能从法律上找到处罚汤唯的依据吗？ 　　根据我国《电影管理条例》，对电影的发行、放映、进口和出口实行的是事先审查制度。未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审查通过的影片，无法在内地发行和上映。可以推断，汤唯主演的《色，戒》在内地的公映，一定是经过广电总局审查批准的。如果因为该电影而封杀汤唯，广电总局前后的决定显然自相矛盾。再说汤唯代言的广告。实际上，我国对许多广告也是实行事先审查制的，不知道汤唯代言的广告是否经过这一关。假如说其广告有违法之处，那么依据《广告法》，处罚的对象应当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而汤唯作为广告代言人，根本不是《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对象。 　　 　　退一步讲，假如说封杀汤唯有法律上的依据，这次封杀的程序是否合法呢？而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必须符合法定程序的。首先，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也就是说，广电总局在处罚汤唯之前，必须告诉她处罚她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且告诉她享有哪些权利。其次，受行政处罚的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处罚法》第六、三十二条）。”也就是说，广电总局在处罚汤唯时必须给她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不管其意见是否会被采纳。再次，在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时，行政机关必须填写或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处罚事实和依据等内容，并应当场交付或七日内送达当事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四、三十九、四十条）。这意味着，广电总局在封杀汤唯时，必须出具载有事由和依据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交给她本人。最后，在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作出较为严苛的处罚（如吊销执照或大额罚款等）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对汤唯的封杀，应属严苛处罚，广电总局有义务告知其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然而，从现有的报道来看，广电总局对汤唯的封杀似乎没有按照上述法定程序来进行。也就是说，这个“封杀令”，既没有遵从实体法的依据，也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出台。 　　 　　广电总局该如何依法行政 　　 　　从实体和程序分析了这个封杀令的不合法性质。那么，广电总局在这个事情上该如何依法行政呢？ 　　在我国，依法行政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表述。宪法的这个表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处于行政国时代，所谓“行政国”，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行政权力深入渗透到社会、经济、文化、民生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每个环节都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法行政。假如行政活动不严格依法进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都将无从谈起。 　　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在理念上通常认为有三个：一是政府应当遵守法律，即，政府必须是法律之下的政府；二是政府所遵守的法律应当是合法的、是良法；第三，法律要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守和认同，即法律要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信仰的规则体系。除了上述理念上的要求之外，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里，规定了依法行政的六条基本原则，这也是我们判定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准：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而目前，我们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模式是：第一新闻媒体报道；第二领导批示；第三执法机关动用执法力量去解决，这就不可避免会违背依法行政原则。 　　当前依法行政暴露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