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潜力抓机遇促创新谈中医学术创新突破.pptVIP

挖潜力，抓机遇，促创新——谈中医学术创新的突破 全国首届国医大师 成都中医药大学 郭子光 教授 引言 中医学术当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在努力继承中发展，在突出特色中创新，这一发展方向大体已成共识；且普遍认为，中医学术数千年的蕴藏，其丰厚的潜力具有很大的后发优势。虽然，中医主流群体在认识上已越过了起步阶段，但就学术层面而言，具体该怎么做？从哪里突破？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第一部分：中医史上四次重大突破的启示 在历史上，从中医学术体系形成之后算起，也曾有过四次重大的创新与突破。每次都使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的认识和诊疗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产生划时代的影响。这些创新上的突破都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医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密切相关。今天回顾这些富有启发性的事件，对当前中医学在创新上的突破，是最符合实际的借鉴。 第一次重大创新与突破 是由东汉末年张仲景实现的。他生活在兵荒饥馑纷至沓来的年代，其时伤寒病流行猖獗，死亡率极高解决这类当时的难治之症，显然是社会之急需。于是，他“勤求古训”，即“撰用素问、九卷”等书的理论；“博采众方”，即广泛搜集古今有效的经验方药；“并凭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即通过他自己的实践研究，把理论与经验结合起来而写成。 公认仲景伤寒六经分证，是以《素问·热论》为张本，但却克服了《热论》六经不能适应临床需要的诸多不足。例如，《热论》六经只有表里之实热证，并无表里之虚寒证，与临床上大量存在的六经虚寒证的事实不适应；《热论》六经的传变，只阐述了循经相传一种方式，与临床上还存在的越经传、表里传、直中传、不传等多种多样的传变方式的事实不适应；《热论》专主经脉为病，六经皆无恶寒证，与临床上伤寒涉及面广，六经皆有恶寒证的事实不符；《热论》在治疗上只有“汗”、“泄”二法，以针为主，并无方药，显然不能适应伤寒病的治疗。仲景伤寒六经补充了《热论》六经诸多不足，在治疗上“八法”俱备的同时，创造了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按六经“方证”辨治的个体化诊疗体系。与此同时，也就克服了古医经家“重学轻术”有理法无方药，经方家“重术轻学”有方药无理法，既不适应外感伤寒病的治疗，也不适应内伤杂病治疗的局限和弊端。显然，大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医的诊疗水平。 第二次创新与突破 是由金元四大家之首，河间学派的开山鼻祖刘完素促成的。刘完素深究《内经》、《伤寒论》学理，尊仲景为“亚圣”，但他并不迷信“圣人”。他所处的宋金时期，正值战争频作，饥寒交迫，社会动荡不安，引发多次疫病大流行。刘完素在临床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内经》所谓“伤于寒则为病热”之说，认为“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故“此一时，彼一时”，仲景伤寒不能完全适应外感热病在内的火热病证的治疗。而官方认可推行的《和剂局方》用药也多偏温燥，以其治疗之也多半偾事。因此，解决包括外感热病在内的火热病症的治疗问题，已成为当时临床之难题和社会之急需。 刘完素在客观需要的推动下，很自然地产生了鼎新革故的思想。他从研究《内经》病机理论入手，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学说，创新了火热病证治理论。他创制的双解散、防风通圣散、凉膈散、黄连解毒汤、三一承气汤等，把寒凉、双解上升为伤寒病即外感热病的主要治法，刘氏突破了仲景伤寒对内外合邪，强调先表后里，而主张表里双解；仲景解表用辛温，刘氏则用辛凉，弥补了仲景之不足和《局方》的缺陷，大大地提高了疗效，时人以“神医”称之，金章宗徴召不就，赐号“高尚先生”。他的创新突破直接或间接地引导稍后的攻邪派、养阴派以及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形成。 第三次创新与突破 是明末清初时期，由吴有性、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完成的。 宋明以降，无数次疫病大流行中，出现一类来势凶猛、急迫，颇具传染性、流行性，而与伤寒迥异的温病。早有“温病作伤寒行汗下必死……天下枉死者过半”（庞安时《伤寒总病论》）的呼吁！表明中医学术不能解决现实中的急需而处于“危机”状态。明末清初，以吴有性、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继承了仲景六经“方证”辨治精神和河间学派的成就，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和阐明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病因发病与传变机理，创立了卫、气、营、血辨治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治法，如辛凉解表、透热转气、凉血散血、芳香化湿、透达膜原、熄风豁痰、开窍醒脑、滋养胃阴肾液等，以及与治法相应的全新的方药，如银翘、桑菊、清瘟败毒、清营、达原、三仁、安宫牛黄等，大大地提了包括疫性热病在内的外感热病的疗效水平。这是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性突破。 第四次创新与突破 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中医司司长吕炳奎领导和推进的。 二位领导敏锐地观察到，辨证施治的核心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其中包含许多良好的医学思想，如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