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工夫论.docVIP

PAGE PAGE 1 朱熹的工夫论 　　[摘要]朱熹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蕴含道德伦理的天理，阐述了以修身为中心的工夫论思想。这种思想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构建上，还包括人伦道德方面的关怀与践行。朱熹用修身的方式，引导人的道德良知走向正轨，在其过程中逐步地净化人心，通过个体后天不懈的努力，进而改变自然人性本身的不完善。朱熹这种关于修身功夫论的论述也体现他对主体人格美的要求及美的教育，这种美的要求只是更多跟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朱熹修身身体经验美育 　　孟子关于人性的“性善论”以及后来荀子的“性恶论”，虽然在阐释人性本源方面表现出不同方向，然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无不指向人生哲学的问题，亦即引导人疏通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始终将其具体的哲学观念落实到生活行为中，使人通过道德实践达到身心、知行合一，进而获得修齐治平的外王功效。如果人性本善，那就应该“明明德”、彰显它、恢复它的本性；如果人性本恶，则因“化性起伪”，即强调后天教化的努力。与这些理论相应的则是中国古代圣贤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仪式化”。通过“身体”以“工夫”的形式参与到这种“仪式”中最终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仪式化”具体表现在中国人的处世为人、政治外交、修身养性、宗庙规则方面，也即宋儒所提出的“工夫”论，其根源也可以在先秦诸子中窥得一斑。正如徐复观所说，“工夫”一词，虽然到宋儒才开始出现，但孔子的“克己”及“仁之方”，孟子的“存心”、“养性”、“集义”、“养气”，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皆是工夫的真实内容。[1]而这些皆不是单纯的理论思辨。美籍华裔学者倪培民在《将“功夫”引入哲学》一文中讲到：其意义不是它们提供了世界是什么的理论解释，而在于对人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态度和指导；形上学观念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是人生基本态度的观念基础。[2] 　　中国古代圣贤对于这些生活上道德行为的探讨，并没有出现西方哲学那种纯粹的形而上理论，也没有有意识地把它提炼出来形成系统的哲学体系。中国圣贤更强调将其付诸于实践，让精神修养、身体经验与生命体验紧密结合在一起，主体与旁观者在这些生活细节（礼仪）中体会到一种神圣感，同时在精神上得到形而上的道德境界提升。对于朱熹的“修身”的探究及实践对今天我们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一、身体的定位 　　东方人眼中的“身体”跟西方具有较大的差别，在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说道，身体是思想的监狱，人的思维受限于身体的禁锢。肉体的存在，给“我思”获得正确地判断造成了很多的障碍，笛卡尔因此认为人应该摆脱这一禁锢获得真理，基督教传统也把身体视为“原罪”的出处，他们认为至善至美的上帝是不存在肉体的，在他降临或离去的时候，基督徒能看到的只是光。 　　在中国，身体是能思考和改善的，我们不会视他为一种障碍。佛家曰：“人身难得”。尽管老子在《道德经》中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而朱子也提到人有“气禀之偏”，但是这些并不造成身体对中国人的困扰，反而我们可以通过“修身”（思索的身体）获得“心”的提升，且是蕴含精气。如管子《内业篇》曰：“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藏以为泉原，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正因为东方思维中的身体拥有精气同时还指向形而上层次，所以身体不仅是一个能体验的此在，还能帮助人获取更高层次的存在感，于是我们才赋予我们的身体更多含义。如庄子所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3]再如儒家学说中，孔子和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包含在身体中，这已超越出了西方人的“行尸走肉”范围。在《孝经?开宗明义章》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的身体与外界的接触，不再是简单的身体/行为，而是一个缩小的天地，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是小天地，人和宇宙自然本质上是相同相通的，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西汉董仲舒曾十分明确的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例如一年有四时十二个月三百六十天，所以人有四肢（和四时相对应），大关节十二小关节三百六十（和日月相对应）。人有五脏也与天的五行相对应。 　　因此，修身也成为中国古代圣贤最重要的事情，儒家经典《大学》讲：“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身体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俨然成为了一个纽带/象征，它联系这片天地万物、情感、国家、家族、个人的道德修养。有了此身，我们可以参考宇宙万物之造化，行天下之事，返馈于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