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俗词及其口语演唱传播.docVIP

PAGE PAGE 1 柳永俗词及其口语演唱传播 　　【摘要】柳永是北宋词坛的一个“异数”，他词作一出，备受争议，毁誉最烈。毁之者和誉之者之争，无非是围绕柳词的“俗雅”之争。正是柳永词中存在的“俗”的一面，使得柳永词能够以口语的方式进行演唱传播，而对柳永词的“俗雅”的争议，又使得柳永词能在舆论上保持热度，促进了其口语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关键词】柳永词；俗词；口语传播 　　一、引言 　　词自唐滥觞以来，迄明清，词家辈出，不计其数。而柳永居于其中，亦似沧海一粟，极易被湮灭。然而，柳永却成为宋代词坛的一个“异数”，他词作一出，备受争议，毁誉最烈。誉之者将其与杜甫相提并列，认为“诗当学杜，词当学柳”[1]；而毁之者诟其词“遂使郑卫之音，泛滥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2]。毁之者和誉之者之争，无非是围绕柳词的“俗雅”之争。谓之“俗”者有： 　　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3] 　　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语词尘下。[4] 　　谓之“雅”者有： 　　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5] 　　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陈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郑文焯《与人论词遗札》） 　　然，谓其“雅”者或谓其“俗”者都太过片面。因为柳永词中，既不乏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八声甘州]）的珠玑雅句，又不乏如“师师生的艳冶，香香与我多情。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片”（[西江月]）的俗词艳语。诚如夏敬观《吷庵词评》所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做法，层层铺叙，情景兼容，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媟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6] 　　笔者认为，正是柳永词中存在的“俗”的一面，使得柳永词能够以口语的方式进行演唱传播，而对柳永词的“俗雅”的争议，又使得柳永词能在舆论上保持热度，促进了其口语传播的力度和广度。 　　二、柳永词之“俗”与口语传播 　　词兴于唐，盛于两宋，是一种与音乐相结合可以歌唱的新兴抒情诗体。“词史上有关词的起源的种种说法，无论是‘诗馀’说，或者是乐府演绎说，或者是‘和声’、‘泛声’说，等等，都说明词体的产生是与音乐发展相关的。”[7]所以可以说，词乃合乐的文学体裁。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词也是语言的一种，“语言是声音形式和意义形式结合的符号系统。口语是语言形式的听觉系统，而书面语是语言形式的视觉系统。它们作为语言的两个不同的存在形式，共同承担了传播功能。”[8]所以，从词是一种特殊的“声音形式”这个角度来看，词首先具有声音传播，即口语传播的先天条件。词的口语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声情并茂的交流活动，词作者想要借助这种交流活动，使其词被较多的接受者所接受，并且以辐射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之外进行重复传播，这就要求词的语音易入耳入口，词的内容易入意入情。而柳永词因其“俗”而完全符合这两方面的要求的。宋翔凤《乐府余论》云：“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岁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传播四方。”[9]的确，柳永友歌妓、近世俗，采世俗语入词，绘世俗景融词，言歌妓心声，显世俗情趣。柳永词之“俗”融通了由词作者、传播中介、受众建立的传播范式。而这种传播范式包含了词作者与传播中介、传播中介与接受者、词作者与接受者这三种传播关系。下文即以这三种传播关系对柳永俗词的口语传播进行分析。 　　（一）、柳永与传播中介的传播关系 　　北宋前期，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结束，复归于天下统一，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宋代的城市商业发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正所谓“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10]。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促使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对娱乐生活的需求，而词作为歌舞演唱时必备的歌词，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正因为“城市化为词的欣赏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商业化为词的消费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去道德化’为词的创作摆脱了精神的束缚”[11]这种环境的形成，为柳永词的口语传播尤其是演唱传播提供了最大可能。相应地，作为词的演唱主体——歌妓，也就自然成了柳永词演唱传播的主要媒介。 　　宋代歌妓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官妓主要服务于宫廷和州府县衙，家妓主要服务于士大夫私人阶层，而市井妓则主要服务于广大的市民阶层。 　　市井歌妓出入歌馆、酒楼、瓦肆，与广大的市民阶层直接接触，是宋代歌妓阶层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柳永因“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作《鹤冲天》一词，其中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传至仁宗耳中。待到柳永终于上榜，而仁宗却“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