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0杨度思想及变化.docVIP

杨度从“帝王学”到“君主立宪”的思想变化研究 张 鑫 （延安大学 历史系；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近代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侵袭之后，国人的救亡图存的活动就未曾中断，作为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立宪派，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并掀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立宪运动，而作为立宪派中倡导利用开国会来实现宪政目的的杨度，杨度则实为近代中国第一人。但纵其一生的政治生涯，杨度的政治主张几经变化，先迷帝王，后崇君宪，继而共和，终归共产，褒之贬之，均不在少数，本文就杨度的最早由帝王入君宪这一政治主张及变化原因作一分析,并加以评价。 关键词：杨度；帝王学；君主立宪 杨度，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号虎禅师、虎公等，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5年），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于上海逝世。后人观其一生，不禁感叹道，杨度“原想做帝王之师，却成了宪政专家；原想推行宪政，不料成帝制祸首；本应忠于立宪，不料转而投佛；本想佛中度余生，最终却坚守共产主义。”[1]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纵观杨度一生，应该肯定的说，他的所作所为无不出于公心，其政治主张几经变化，但均以救国救民为目的，这是值得后辈之人敬佩的。本文旨在讨论杨度第一次的思想变化即由“帝王”思想转而“君主立宪”思想和这一变化的原因,后学者又是给予这位晚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怎样的评价. 一、杨度的“帝王学”思想 杨度的帝王学思想乃是师从于湘儒大师王闿运而得。清朝末期，国家危机如陷泥潭日益加深，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为此纷纷提出方案以解决民族危机。祺祥政变发生后，以肃顺为首的保守派顾命大臣遇难，但曾为肃顺幕僚的王闿运却幸免于死，幸存之余王闿运继续保留和尊崇“以术干诸侯”的帝王思想。尽管“帝王之学”在此时已经不能作用于国家政治，“但王闿运仍然坚持如初，并深信此术定能左右中国未来的格局。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帝制在中国国土上已日渐式微，但王闿运却极为有意的将其一生主张的帝王之学授予爱徒杨度。1893年，杨度13岁便考中举人，实为得志少年，之后师从经学大师王闿运，更加使杨度意气风发。在杨度从师王闿运之时，常代王批阅课卷，深得王的眷顾。王闿运精通帝王之学，杨度在这方面恰好颇有师承，受王闿运之影响，杨度思想意识当中逐渐形成辅助帝王以安天下的志向，杨度的帝王思想滥觞于此。1898年，维新运动兴起，湖南政学界也多有响应，受王闿运的影响，杨度甚是排拒此次运动，既非议康有为，又贬斥梁启超，对南学会活动多是鄙夷。在王闿运对杨度授学过程中，杨度对古学之中“公羊”的立论，他特别注重关注现实，主张通经致用，认为当时之世，非“帝王”不可为，加之王闿运的指导与熏陶，杨度的“帝王学”思想体系日渐成熟直至完全建立。 王闿运旧学根基十分深厚，在他固有的保守和传统的认识体系当中，他将晚清以来国家和民族所遇到到的内忧外患等一系列危机没有视为是中外矛盾，而是将这种现象回归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华夷”之间的关系亦或是春秋时诸侯之间互相争霸的再现。[2]王闿运认为清朝气数已尽，天下大乱的局面即将到来。受此影响，杨度也深信于此，故而杨度也准备着辅助“真天子”成就“帝王业”。杨度每与友人谈起清廷政治时，往往对清廷表现出十分愤恨与不满的态度。例如有一次他的好友曾廉向杨度诉说其在两江总督张之洞府的状况，虽然张之洞对其礼遇有加，但往往对他所提到的政治建议顾若罔闻，杨度就曾发出“督抚……何足有为？要须为新主耳”[3]p14的感叹。杨度认为乱世当中作为封疆大吏的督抚们一直受到清廷的各种掣肘，无所作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只有时代出现王者，才能使天下得以安治，有了这种想法加上杨度本身所具有的帝王学知识体系，这促使了他坚信自己是辅佐新主的不二人选。另一方面，杨度深信其师王闿运对中国未来局势走向的判断，这便使他更加坚定的相信自己能够成为辅佐新王左右天下局势的“帝王之师”。 杨度的“帝王学”在始学之初，深信必有成为“帝王师”的一天，但时不待度。1902年杨度自费留日入东京弘文馆，期间仍对清廷政治多有非议，在日期间杨度结识了同为湖南籍留学生黄兴、杨守仁等，创立了《湖南游学译编》月刊，内容涉及政经外交等十分广泛，并标榜独立、自由、平等三大西方近代政治主义。第二年杨度归国，被保荐来京参加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得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第一名为广东人梁士诒。因此前的康梁戊戌变法，清廷对康梁痛恨之极，梁士诒的姓和名恰好与康有为的姓，梁启超的字相合，又和康梁同为广东籍，被指为“康头梁尾”，视作康梁分子被除名，杨度受此牵连，加之留日期间他对朝廷的言论攻击，杨度也被除名，并且被通缉，杨度无奈，只好规避家乡不久又重度日本。而这次赴日经历，使其对其先前主张的封建“帝王学”产生了动摇提供了契机。 二、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 1905年，清政府颁发上谕：“朝廷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