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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唐代文学批评 第一节 陈子昂《与左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一、题解： 陈子昂生平：661-702年，活了41岁，四川射洪县人，李白的老乡，父博学轻财、好文，子昂仗气任侠，18岁才立志读书，几年之间便“经史百家，罔不该览”，24岁中进士。高宗死后，武则天准备把高宗陵建到西安，陈子昂上书反对，武奇其才，让他做麟台正字，管国史著作，后任拾遗，清要之职。从24-39岁的15年中，大部分在朝庭做官，这都是在武则天当政年间。从其表章奏文看，他政治观点主要是省刑、薄赋、节用、任贤等观点，陈还喜欢求仙访道。他曾真诚拥护武则天，也一度得信任。但又对武则天的一些政策不满，如黩武战争、用酷吏等。陈一生政治道路坎坷不平，曾两度从军，到大西北边境想建功立业，但常与主将意见不合。如第二次与武攸宣不合，建议自己带一万人为前部，武不用他。陈曾两次被关于狱中，702年被县令段问抓去，要他出钱，他交了20万缗还不行，死于狱中，现在史学家研究认为是武三思指使的县令所害。 陈子昂由于一生生活于武则天时代，后人评价不一，有的认为他对李唐不忠，清代王士祯骂他是“无忌惮的小人”，有人认为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对武则天功过认识很清，这主要是文革前的评价，范文澜说“褒贬任声，抑扬过实”。陈子昂在政治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政见也无新意和建设性，其贡献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从理论至实践反对当时诗风，提倡革新，第一个打起文学革新的旗帜，是转变一代诗风的开路人，其诗歌和理论主张在当时诗坛产生巨大影响。《新唐书》说“子昂所论著，当时以为法”，这一点刘勰、钟嵘等都比不上他，李、杜、白、韩、柳等都受其影响，诗文中对他表示敬意。陈子昂有文集十卷，其中诗二卷，126首，以古体诗多，偶尔夹有律句，最著名的是感遇诗、《登幽州台歌》，文八卷。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陈子昂赠诗《修竹篇》前的序言，诗是赠给东方虬的，左史，官名，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东方虬是武则天时代的诗人，《全唐诗》选诗四篇，时有名气，武则天召臣子作诗，东方虬最先交，赋赠其锦袍，后看宋之问诗写得更好，武又夺袍以赠，因为东方写古诗，讲究兴寄，宋写近体诗，武则天喜近体诗。陈子昂更喜欢古体诗，尤其对东方虬的《孤桐篇》赞赏，故写《修竹篇》唱和，诗序中集中体现了陈子昂对诗的看法，提出革新诗风的主张，在中国古代诗论史上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非是一篇系统的理论著作，而是一篇批评文章，但又不是象《诗品》那样系统评品众多诗人，区分流派风格，此序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范畴，在文学思潮的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旗帜鲜明地提倡一种倾向去反对另一种倾向，而且起着重大作用的一篇批评文章。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改朝换代、把转风气的作用。故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两种文学思潮斗争的大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来评价。 陈子昂好友卢藏用在《文集序》中说陈“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初唐时代文风实际是沿袭六朝余风，隋代李谔曾写《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言：“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霞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这是在说山水诗，事类诗，永明体。钟嵘之后又有艳情诗、应制诗。唐太宗的文学侍臣上官仪善写应制诗，如“祥云泛苑郊，瑞气浮大风”。太宗自己也写，有人把太宗与宋太祖比，赵的军政才能不能比太宗，但文学才能超出他，如赵匡胤《咏月诗》：“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这种境界、气势的诗，唐太宗写不出，原因即是其时的风气使然。武则天也是很有才干的女皇帝，但也喜应制诗，沈宋之流，为文学侍臣，沈宋留下的十之八都是应制诗，他们受六朝诗风影响，其艺术趣味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一代诗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此擢土”。武则天之所以奇袍相赠，是有意识地提倡一种诗风。在此风气下，陈子昂的地位不高，仅是右拾遗，八品官，但他敢于同当时的皇帝、文学权贵唱反调，大加赞美东方虬的古体诗：“骨气端翔，光英朗练”，从诗境、诗貌全面肯定，且自己也写了一篇唱和之作，不仅见识高，而且胆识大，有胆有识，如果不是相信自己把握了真理且为之献身，是不敢这样做的，仅此就值得称赞，而且他以自己的诗歌实践如感遇诗、《登幽州台歌》来力挽狂澜，横制颓波。此篇是陈向武则天及其文学侍臣倡导的诗风进行宣战的檄文，是他倡导的另一种诗风的论纲。 二、《序》的文论观点 1、言道弊 其时文风的主要毛病在于道弊。即是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出了问题。六朝以来的诗歌，不讲王政的兴废，不表忧国忧民的忧思之情，只在词采声律等诗体形式上下功夫，陈子昂鄙视之，说“跡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认为丢掉了论道匡君、匡国、王政兴废之道，丢掉了风雅传统，未能继承汉魏风骨，风雅传统即诗教，要美刺时政，建安风骨是“志深笔长，梗概多气”，“志在讽刺，忧生之嗟”。即诗歌要关涉一国，抒一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