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行刑的文化基础.doc

中国古代行刑的文化基础 《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年第12期 中国古代I]tH的文化基础 张茂泉韩秀桃 行刑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一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影响并决定着中国古代行刑的诸过程,其行刑的理性基础,思想来源 和具体制度在传统的刑罚制度中都得到r具体的展现. 一 ,”刑”与”礼”:影响并决定中国古代行刑的两个因素 受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的支配,中国古代的刑法思想和刑罚制度在其长期的 产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并直接对中国古代的行刑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从起源上看,中国古代刑法形成时间最早,刑法观念最为丰富,相应地刑罚制度也最为发达.在华夏文明 的早期,在神权法思想畅行原始社会末期乃至夏商时期,无所不在的”天”被认为是人世间的主宰,”刑”与 “罚”成了”受命于天”和”恭行天罚”的直接表现形式.此后,刑罚制度逐渐被理解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兴功 惧暴,抑恶扬善的社会规范,并进而成为一种定争止分,维持秩序的统治工具.从而使得”刑”与”法”的概 念在内涵上具有同一性.可以说,以”刑”为主体的古代法律文化构成了中华法制文明的个主要特色. 自周公制礼以来,”礼”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逐渐浸润到国家的行政,军事,宗教, 教育,司法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礼治化”的社会结构.自此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实 践和法制策略无不是以礼,法二柄作为治国安民的基本措施.在这种秩序下,礼无疑起到了核心作用,并 存在着一个以礼,乐,刑,政多维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如《礼记?乐记》篇所说:”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 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存礼制的统帅下,四者之间相 互依存,共同维系国家的政治统治.西汉中期融合了儒,法,道等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一体的”大一 统”思想的提出,将先秦时期的礼,乐,刑,政相互为治的思想,概括为”德主刑辅”,”大德小刑”的封建正统 法律思想,开启了长达数百年的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使得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与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断相 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一种融”天理,国法,人情”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由上述的礼与法相结合而 产生的礼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华法制文明特有的现象.礼法互补,足国家长 治久安所要求的.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以礼移民心于隐微,以法彰善恶于 明显;以礼夸张恤民的仁政,以法渲染治世的公平;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 人的权威;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人于刑.礼刑并 用逐渐成为后世王朝基本的治政原则和立法指导思想.正是这样的一种法律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占代 国家和社会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更加强调刑罚的目的在于劝谕教化,刑罚的功能在于惩治奸顽,并以此形成 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化的刑罚理论,即刑罚制度的理性基础在于维护一种外在的至高无上的天理和强调身 份等级,无处不在的礼,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更重视其社会效果,更依赖于道德教化对犯罪人的感化和矫 正,表现出独具特色的慎刑,恤刑和赦宥原则.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行刑社会化产生直接影响. 二,宣扬仁政.强调德治.讲究天人台一是中国古代社会行刑的理性基础 德与礼,刑与政是传统政治国家的基本的统治活动.在先秦政治思想中,有关德礼与刑政的关系,主 要表现为儒家先哲所说的”为国以礼”的学说.面对春秋时期争伐不止,臣弑其君而造成的天下大乱的现 实,孔子认为其原因在于西周时期礼治的破坏,导致贵贱无序,难以为国的社会局面,并进而提出”礼为政 本”或者”礼为国本”的思想.《论语?为政》:”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其具体的内涵包括:一是礼 ☆张茂泉单位:北京科华律师事务所;韩秀桃单位: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21 张茂泉韩秀桃/中国古代行刑的文化基础 的正名分,别尊卑价值可以构建并维持有利于政治统治的社会秩序,所谓下不得僭上,卑不得犯尊,人人 “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二是以德礼为治国之本,以亲亲为大,恢 复孝道,反对苛政.因此,理想的政治应当是亲政爱民的”仁政”.按照先秦儒家学说的观点,”仁”是其最 高最根本的准则,也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孔子提倡王道高于王权,推崇尧舜之法和三代之制.孟 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保民而王的王道政治.苟子进而提出了平政爱民和 社稷利民的仁政,主张王霸杂揉. 春秋战国之际,在思想大解放的潮流中,主宰之”天”的观念受到怀疑,自然之”天”的观念随之兴起. 而后者是一种可以为人们所效法的对象,”天理”的观念由此出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