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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重宗教”看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的双重性 ——一项基于神话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杨清媚 2013-3-7 16:53:29　　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2年4期 内容摘要：作为中缅之间的缓冲地带，历史上西双版纳受到来自中国和印度两重文明的影响。这些影响以土司制度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佛寺组织为制度渠道，形塑了当地社会。为了在这种文明的碰撞中生存，西双版纳社会发展出自身的特点：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在宗教上倾向于缅甸；而作为本土王权代表的土司，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出于这种整合的压力，在面对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的时候，土司和贵族也有自己所要依靠的宗教宇宙观——后者通过勐神祭祀的仪式确保了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土地和丰产不是由佛教掌握，而是形成了与之对立的另一套宗教观念，在这一套宗教观念里，表达了对社会整体丰产的追求，它和佛教对个人救赎的追求相配合，构成了西双版纳社会的自我。 关 键 词：双重性? 勐神? 南传上座部佛教? 傣族社会? 西双版纳 作者简介：杨清媚(1981—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中国云南省南部，毗邻缅甸、老挝。从明代开始，封建王朝在西南的土司制度趋向成熟。在其治下，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自有其特殊之处，在宗教上，缅甸通过南传上座部佛教来加重它对西双版纳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而本土王权则依靠当地的勐神祭祀体系来确保土司对土地占有的合法权。其中佛教是来自社会外部的宗教，而勐神祭祀中作为核心的圣牛献祭仪式也有明显的印度教色彩，也不能说是本土原生的——对此下文会有讨论。因此，两种宗教在历史上都与外部的他者紧密相连。勐神祭祀与土地和王权的确立相关，为当地社会土司和贵族阶层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因为土地是有边界的，这种统治下所要构建的社会也是有边界的，因而“勐神”很容易成为一种本土性的表达。而佛教对当地社会的渗透主要依赖于它的寺院体系，它有可能超出某一个社会的边界，为一个区域的各社会所共享。一直到今天，佛教都不是任何一个社会或族群所独有的宗教，它在进入任何一个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都没有失去过其自身作为普世宗教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南传上座部佛教对西双版纳社会而言，仍保留了作为他者／陌生人的这一面。可以说，来自中缅双方的外部力量是形塑西双版纳社会的主要动因。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文化上，西双版纳都融合着中缅双方的特征。从明以降至现代民族国家成立的400年内，中、缅双方在争夺西双版纳的控制权上互有输赢，表面上看来，主要关涉到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消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西双版纳社会的双重性或中间性得到了保留，无论是中国的王朝还是缅甸，都没有将其裂土而治，或试图将其彻底占有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直至1950年代，随着土司制度在西双版纳的彻底终结，西双版纳越来越被吸纳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版图中，原来中缅政治时势上的制衡关系也随之消散。但是，经历400年沉淀下来的这种双重性的观念结构却没有被消灭，西双版纳仍旧通过它的宗教仪式和神话，演绎着这段历史中诞生的自我形象。简言之，西双版纳社会的自我是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勐神祭祀为核心的宗教之关系结构中形成的。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和笔者2009年的田野调查，关注西双版纳社会在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维系自身的整体性；并且这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个体主义的社会观有何启发。作为一个具有王权历史的社会，土司是西双版纳社会整体性的表达。尽管土司在制度上已经被取消，但是王权作为一个观念范畴，仍旧在当地神话和仪式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本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也将从王权神话与社区核心仪式的关系进入；并继而讨论当地南传佛教和勐神两种宗教的关系实际上可能构筑了一种处理个体与社会整体关系的方式，也即如何同时实现个人救赎与社会的福祉。 ? 一、社区背景与宗教史 ? 西双版纳的土司制度采取层层分封的形式。当地等级最高的土司为车里宣慰使，号称十二版纳之主。他将其下十二版纳分封给大小土司统治，这些大小土司都是宣慰使的近亲或远亲——他们才是掌握一地实权的统治者。这些土司又将手中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族子弟，因此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形成了大小土司林立的局面，在民国时期，在宣慰使下共有19位土司。车里宣慰使对西双版纳的治理主要通过议事庭来实现。议事庭主要由这些大小土司或其代理人组成，其中议事庭长通常由宣慰使的亲弟弟或叔叔担任。这套行政制度被照搬到每个土司属地中，虽然议事庭规模有所简化，但是土司的弟弟或叔叔充任政务总管者均为惯例。[1](P212-214)因此，要了解西双版纳的王权模式，理论上可以从宣慰使至其下各土司中选取个案，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大土司属地则更为理想。 勐海县勐混乡正是这样的土司属地。它位于西双版纳西部，离中缅边境仅有1小时路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