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读后感.doc

PAGE PAGE 2 村上春树批判 小森阳一 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村上春树的绝大多数作品，在此情形下，我的这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能够和中国读者见面，令我感到十分高兴。 2006年村上春树因获得了弗兰茨·卡夫卡奖而成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者；同一年，在我所任职的东京大学，世界各地村上文学的翻译者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关于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报刊杂志等媒体的报道反复传递着一个信息：村上春树的文学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在历经十年之久的经济停顿，贫富差距不可逆转地日益加剧的日本，村上春树跃居世界级畅销作家，这件事作为当今日本屈指可数的美谈之一在社会中流通和消费。在这一意义上，作家村上春树已经成为一个日本新兴文化国家主义的中心。 我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平凡社新书）。在书中，我将《海边的卡夫卡》批判性地细读为一部“处刑小说”。这部小说与弗兰茨·卡夫卡之间的相关之处，在于主人公卡夫卡少年对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有过十分具体的提及。卡夫卡少年关于《在流放地》的认识是，它是讲述了一部“奇特的行刑机器的故事”。 所谓“行刑机器”，其实是一部特殊的印刷机。它将判决文用钢针刺刻在受刑者的身体上，受刑者只有通过自己的伤口才能辨认出其中的内容。所以，无论任何一种罪行的判决，其结果都是受刑者被无可逃避地处死，而与罪行的轻重没有丝毫关系。也就是说，将语言同暴力，而且是治人于死地的暴力无媒介地结合起来，正是这架“行刑机器”的主要特点。对此，卡夫卡少年认识到：“那种复杂的、其目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 可以说小说中卡夫卡少年的故事，即是沿着与“行刑机器”相抗衡或者试图从中逃脱的方向展开情节的。针对语言与暴力两者毫无媒介地结合起来的事态，卡夫卡少年之所以有“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的认识，是因为他经历了四岁时被母亲抛弃的体验，此外，另一原因是他被父亲田村浩一施加了与俄狄浦斯神话对应的“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语言方式的诅咒。 卡夫卡少年对母亲离家出走时“甚至没有紧紧抱我一下，片言只语都没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所以始终被“难道我连被母亲爱的资格都没有吗？”的疑问折磨。正是这种精神创伤（trauma）使他成为一个“空幻的人”，从而决意在十五岁生日当天离家出走。 《海边的卡夫卡》的奇数章，叙述的是卡夫卡少年出走后在四国的经历。而偶数章的主人公，则是在小学就读时的战时下失去记忆，此后一直不认字却能理解猫语的中田老人。他杀死了生吞猫的心脏的自称琼尼·沃克的男人。在小说中，琼尼·沃克被设定为卡夫卡少年之父田村浩一的分身角色。 卡夫卡少年意外发现自己身穿的T恤衫上沾染了来历不明的血迹，而为此惊恐不已。当他向姐姐一般的女性人物樱花寻求帮助时，和樱花发生了性行为。并且，卡夫卡少年同他想象为自己母亲的甲村图书馆馆长佐伯，也发生了性关系。此后，佐伯将记录自己人生的“三本文件”托付给中田烧毁之后，旋即死去。结果，《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小说正如“行刑机器”的判决文所判定的那样，兑现了 “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的诅咒，而其全部原因被归结为卡夫卡夫少年曾被母亲抛弃，从而，最终将一切结果都作为毫无办法的无奈之举予以了宽许。换言之，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在故事最后，通过最终将牵涉到田村浩一和佐伯两人之死的中田这一人物杀死，巧妙地完成了一部“行刑机器”的文本功能。 然而，《海边的卡夫卡》这部“处刑小说”自2002年9月10日发行后，却被很多日本读者作为可以带来“疗愈”的故事阅读。所谓“疗愈”即healing,是指对大多属于精神创伤（trauma）的心理疾患的疗治。 自1990年代末期的日本社会中，“疗愈”或“渴求疗愈”等说法，成为覆盖各种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语。首当其冲的音乐领域自不待言，影视、绘画、漫画，甚至明星偶像、动物宠物也被使用“疗愈型”这一新兴派别来单独进行分类。这说明，在日本社会中出现了大量患有“精神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以下简称PTSD)症候的人群，他们有渴望得到“疗愈”的迫切欲求。 PTSD，是在经历过地震、洪水、火灾等灾难体验，以及强奸被害体验、遭受虐待体验、战争体验、以及战争被害等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自我同一性（或自身尊严）遭受深重创伤之后产生的心理性、精神性生理障碍。 如果针对日本社会进行分析，众所周知，1995年1月17日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和3月15日由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曾为全体国民带来了深重的精神创伤（trauma）。另一方面，因1997年的非法交易导致的不良债券，终于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