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与中国传统文化.pptVIP

“和”与中国传统文化 引 言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质，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一、“和”之历史动因 在中国历史上，《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已经失传的《乐》，这六部经典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早期的价值理念。其中，“和”的理念便贯穿于六经之中。 在中国哲学的道、德、理、气、阴阳、五行等诸范畴中，“和”的范畴无论是就其时间性还是就其普遍性来说，都应早于其他范畴。因此，和谐理念或“和”的哲学，便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最先思考的问题。它比其他哲学范畴更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品格。 任何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 一种文化类型的塑造，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决定和影响。 “和”——这一价值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是多种因素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1.从自然环境来说： 中国整体的地理环境格局，与海洋民族有着极大的区别。中国具有外部相对封闭，而内部又具有多样性的地理环境。 其外部，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其内部却有广袤的疆土、山河漫布，平原毗邻，气候多样。中国地理环境本身即体现了一种多样性的统一。 这种外部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限制和影响了国家统治者向外拓展的野心。而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又养成了下层百姓的广泛交流、妥协和宽容精神。 2.以农业立国的发展方向： 从新石器中期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由此决定了中国早期文化有别于游牧草原文化和海洋商业文化的基本特点。 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安时处顺”、“安土重迁”、“重农抑商”、“重死而不远徙”、“天人相与”等观念。 这些观念，一方面促进了天人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把天地自然的整体和谐与人间秩序相统一，作为精英文化的最高目标追求;同时在民间也形成了固守田园、相忍相安、守望相助和睦邻友好的生活信条。 这些传统，通过士阶层思维的折射，和谐与秩序的观念也就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文化动因。 3.“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类型： 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必须保持族居的形式和家庭的合力，才能应服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 在海洋商业文明中，一个人可以带上金钱或信用，较长时间地出外经商。而在农业文明中，凭一个人的力量却难以胜任一年四季的农业生产。 在中国古代，通过农业生产和自然经济，把家庭和宗法血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借以克服由单独个体所不能应对的困难。 这种宗法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联结的坚韧纽带，由此也产生了以道德伦理为价值尺度的实践理性。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整体意识，便成为古代“和谐”理念产生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4.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和内部战争频仍的国家。如果说，大禹治水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夏、商、周三代君臣及先秦诸子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中华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则更倾注了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思考。　 孔、孟、老、庄或儒、释、道，皆有强烈的反对战争的思想，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字时即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残虐，《说文》的“止戈为武”，《左传》的“夫武，禁暴戢兵也”，即是从和平、　寝兵的角度创造“武”字和解释“武”字的。 天灾人祸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民族伤痛，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 一部《周易》所折射的义理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即是对“忧患”与“保合太和”意识的深刻反映。 二、“和”之源 在中国古代汉语及古文字史中，“和”字出现较早，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 《说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 在早期甲骨文中，“和”作“龢”。 《说文》：“龢，调也，读与和同”。 朱骏声《通训定声》：“《一切经音义》六引《说文》：‘音乐和调也。’ 《国语》：‘声相应保曰龢。 《东都赋》：‘龢玲珑。’经传多以和为之。” 按朱说，“和”的字源可以追溯到“　龢”字，二者在古代经传中通用。因此，“和”即“龢”也。 《篇海类编·器用类·部》：“《左传》：‘如乐之。’又徒吹曰，今作和，又谐也，合也。” 可见，“和”字源于“龢”。而“龢”又从“龠”从“禾”。 《说文》：“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龠是中国古代竹制的吹奏乐器，最初只有三孔，后来发展为多孔，即今所谓的排箫。 “龢”以左旁的“龠”表形，以右旁的“禾”表声，表示吹时，从长短不同的竹管发出的“和和”乐音以调和众声。 “和”源于“龢”，又源于“龠”。因此，“和”字的产生乃源于上古的乐器及音乐，并由乐器的合奏及音乐的合鸣，引申出“和调”、“和谐”、“和合”、“唱和”等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