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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理论的研究理路与“中国局限” 赵定东/杨政 2012-7-23 16:12:06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0年2期第132～136页 　　【内容提要】 社区理论发端于西方。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常见有两个社区定义，即“一种关系类型”和“一种地域社会”。这两种定义代表着西方学界研究社区的不同理论脉络。中国的社区理论充分体现着西方学界的影响力，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社区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了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但也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主要体现为研究理论的机械性、调查内容的肤浅性、研究目的的功利性、研究方法的单调性。因此，提升中国社区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和使命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关 键 词】社区理论/研究理路/中国局限　　【英文标题】The Research Path of Community Theory and Chinas Restraints　　【作者简介】赵定东，1971年生，社会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杨政，1976年生，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社区”是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十分关心并且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社区作为在某种基础上形成互动关系和认同意识的人群或共同体，引发了国内外理论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者对社区的本质形态、概念内涵及社区理论的学科寓意与“中国局限”没有一致认识，以至于出现了诸多研究误区，因此有人将研究者与社区的关系比喻为“盲人”与“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对社区理论的学科寓意与“中国局限”进行分析实有必要。　　社区理论的西方寓意及其发展脉络　　社区理论发端于西方。一般认为，“社区”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在其著作《社区与社会》中提出来的，指那些具有某种文化共性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亲密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学者费孝通等人将其转译为“社区”。　　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常见有两种社区定义，即“一种关系类型”和“一种地域社会”。这两种定义代表着西方学界研究社区的不同理论脉络。　　把社区作为“一种关系类型”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的论述。在书中滕尼斯提出与社会相对应的社区这一概念，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滕尼斯在该书中指出，社区和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前者主要是在建立于自然基础之上的家庭、宗族等群体里实现的，除此之外，它也可能在历史形成的、小的联合体以及思想的联合体里实现，从而，社区就有三种基本类型：血缘、地缘和精神。可见，社区是建立在其组成人员之本能、习惯以及与精神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与此相反，社会则是一种目的联合体，它的基础是个人以及个人的思想和自由选择意志，社会不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次生的。①　　自滕尼斯提出这一研究路径以来，关于社区的命运便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实践上，英国较早开展了社区发展计划。二战以后，在联合国的倡导下，社区发展计划在许多国家实施，并由乡村扩展到城市。学术上，对社区居民归属感、成员共同情感或邻里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区解放论。②　　社区失落论的代表人物是齐美尔和沃思。1903年，齐美尔发表了题为《城市与精神生活》的论文，指出农村与城市给予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农村生活节奏和感官刺激都比较稳定和平缓，城市则是一种强刺激环境，给居民带来过度的心理负荷。城市代表着高度理智、高效率的社会活动和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组织，而为使城市所有活动能顺利进行、社会组织能顺利运转，必须有一种共同的媒介，这就是金钱，只有金钱才是最具效率的媒介。沃思认为，城市众多的人口必然会出现大量的潜在差别，特别是文化上的差异性和职业上的专业化明显扩大，由于这些原因促进了“社会裂化”的过程，城市人通常是作为高度分化的角色相遇的，他们之间的接触多是肤浅的、短暂的、支离破碎的、非人格的，城市人是以次级关系而不是初级关系为特征的；大量人口本身还必然造成分散与混乱。人口密度使人们易产生厌烦的心理，促使人们丧失了对他人“较有人情味的方面”的感受能力，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冷漠无情；高密度还使得居民在身体方面接近，同时又扩大了彼此的社会距离；密度过高还会引起反社会行为的增加，因为越是拥挤的地方，越容易造成摩擦与冲突。异质性的后果是容易带来人际冲突增加，人与人之间猜疑多于信任，彼此不再是互助互赖，更多的是猜忌与利用，是金钱计算的关系。　　社区继存论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和甘斯。刘易斯在其1952年发表的《未崩溃的城市化》一文中指出，墨西哥村民移居到墨西哥市后，生活方式并无显著的变化，人际关系也无解体的情况，社会合作与人情味仍然相当强；大城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