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资料跟东亚生产网络重构.docVIP

中国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重构 唐海燕 张会清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为主要成员的东亚生产网络，经过多年的生产合作与相互的贸易投资，逐渐发展成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鼎足而立的三大生产网络之一。 然而，随着加快融入东亚生产网络，以及生产和贸易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在网络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本文从产品内分工角度，着重考察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崛起的中国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 一、 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演进 东亚生产网络是指在分割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流程按价值链属性分散在东亚各国，区域内经济体在产品内分工的各个阶段从事专业化生产，并通过产品内贸易所形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生产体系。它是在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是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模式下的新型区域性生产体系。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东亚地区基本上是单一的产业间分工格局。日本作为区域内唯一的发达国家，生产领域集中在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其他国家负责提供工业原料和资源品，并生产一些简单的普通消费品。此后，由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动产业升级和引入先进技术，东亚分工模式逐渐转向产业内分工，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因素明显增加，分工领域也从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扩展到钢铁、船舶、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东盟国家经过 70 年代中后期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后，也开始参与东亚产业内分工体系。 进入 80 年代，东亚分工又有了新进展，产业内分工继续深化的同时，出现了产品内分工的生产合作，主要形式包括外包（Out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生产分担（Production Sharing）等。 尽管分工模式发生了改变，但分工基础仍然是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东亚产品内分工的典型模式是日本、韩国等发达地区的企业承担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前道工序，并将零部件等中间品出口到东盟国家，由这些地区的企业完成劳动密集的后道工序。80 年代末期的日元大幅升值，以及随后的四小龙货币升值削弱了自身的出口竞争力，迫使这些经济体中的企业加快生产转移的速度，通过直接投资将部分劳动密集的工序转移至亚洲的低工资国家，或者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产品内分工模式进一步强化，东亚生产网络的覆盖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在东亚生产网络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自 80 年代初期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之后，中国开始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凭借充裕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以及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迅速承接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转移。而毗邻东亚各国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点是在东亚地区，经过近 30 年的融合发展，目前已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支柱。在推动东亚生产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重构，网络成员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层级也随之发生变动。考虑到经济体的规模和影响力，本文研究的东亚生产网络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中国大陆（简记中国）这十个成员，基于贸易数据的历史观察，分析中国在网络中的崛起状况及其对网络内部构成和成员分工地位的影响。 二、 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历程 中国作为东亚分工体系的后来者，参与生产分工的历史并不长，但速度却很快。1992—2006 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由1034亿美元上升到7449亿美元，年均增长 15.1％，而同期日本的这一增速仅为 8.5％，网络成员中增速最高的韩国也只有11.6％。特别是 2000 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参与东亚分工的步伐，对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高达21.4％。1978 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量占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仅为 10.8％，2006 年这一比重已升至 43.4％，显示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心正向东亚地区倾斜。 在参与东亚分工的过程中，产品内分工的因素逐渐增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东亚地区之间的产品内分工趋势正在强化，且产品内分工增速远高于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衡量产品内分工程度的主要指标 ——垂直专 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简记 VS）比率显示，中国与日韩东盟地区的 VS 值从 1992 年的 0.0358 上升到 2003 年的 0.0893，中国出口贸易中来自日韩东盟的中间品价值比率上升了 150％，而来自全世界的中间品价值比率仅上升了 50％。 为进一步反映中国参与东亚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以及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速度，我们根